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电影版
⑴ 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看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后，我对当今世界及国际社会持续发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几个国家联盟与地区之间的暴力事件和战争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
最直观的思考是，对抗与冲突的背后关联着的是各方的利益，政治、经济、控制力等等方面。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到近期对利比亚的空袭及推翻卡扎菲政府，战火硝烟的背后，是对那片地区地下丰富的能源的垂涎和占有。从文明的角度看，这些战争势必会加剧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之间的冲突。为什么西方人对待伊斯兰国家的手段常常是赤裸裸的军事打击甚至侵略直至推翻跟他们对抗的政府，扶持起倾向他们的傀儡政府？除了双方经济、军事上巨大的差距，让西方国家相信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之外，和两大文明长期的仇视和摩擦是分不开的。“一些西方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内，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1400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有时，和平共处占上风；但更多情况下，他们的关系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发生不同程度热战的关系。”可见，当下不过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在现代，占据绝对优势和主导权的西方文明压制了伊斯兰文明，使得双方的冲突直接演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痛打与屠杀。
看到伊斯兰世界被西方世界的欺凌，反观作为世界主要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不是排外与崇尚暴力的文明，是信奉和气、包容的文明。繁衍自亚洲、根植亚洲，是亚洲两大文明之一。但是，正如作者的观点，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冲突从来都是国家之间战火不断的幕后黑手。我们不能保证伊斯兰世界的今天不是我们的明天，因此，大力发展经济实力，扩大国际政治影响力，才能使中华文明成为强势文明，才能在文明的冲突发生时，不至于成为被打挨打的一方。
本书的最后，我惊讶的看到作者对2010年南中国海事态的假设：“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急于雪1979年之耻的中国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人不要插手......”虽然有点极端，实际情况战争虽然没有发生，但是事态紧张程度不遑多让。
我不愿意看到两大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发生正面对抗甚至战争，但是，事态的发展没有绝对性。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20世纪初的中国人在思考国家民族命运的方向时也曾考虑过参考西方国家的模式，虽然最后选择了苏联模式，而且事实证明，共产主义在中国找到了最适合的土壤，中国人的纪律、秩序、勤劳和集体主义在共产主义的理想激励下发挥了最大的优势。我们也看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转变：从20世纪中叶的敌视和封锁、到70年代的接触、再到90年代初的和平演变、再到现在承认中华文明的崛起，承认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这一切的转变只有一个原因：经济的发展、交流的增进以及文明之间相互了解与借鉴。我认为两大文明正是在长期的接触与了解之后，互相看对对方的缺点和优点，并且采取了相互学习和促进的态度，才会有现在的共识：合作大于对抗。
⑵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二）
第二部分 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
一、 西方的力量：支配和衰落
相对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力量呈现出两幅画面：
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世界正在并将继续被西方主要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所塑造。作为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会同英国和法国一道在政治上和安全事务上作关键性的决策，会同德国和日本一道在经济问题上作关键性决策。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性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
西方的力量体现在以下方面：
拥有和操纵这国际金融系统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控制着海上航线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控制着宇航技术
控制着航天工业
控制着国际通信系统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
西方的第二幅图画与第一幅画面大不相同。那是一个衰落的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力量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经济力量正在迅速转移到东亚，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也开始向东亚转移。印度处于经济起飞的边缘，伊斯兰世界日益敌视西方，其他社会很快也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说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会随之消失。
这两幅关于西方地位的相反画面，描绘的都是现实。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最重要的力量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之间的力量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
西方的衰落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力量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落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目前，西方的衰落仍处于缓慢的第一阶段，但在未来某一天，它可能会急剧加速。
第二，衰落并不是成直线型的。它极不规则，并带有间歇和反复，在西方的弱点暴露出后，它会再次坚持自己的权力。西方开放的民主社会具有巨大的自我革新能力。
第三，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西方对大部分重要实力资源的占有在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下降。
领土和人口。1490年，西方社会控制了巴尔干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半岛，约150万平方英里。1920年其领土扩张达到顶峰之际，西方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近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领土减少了一半，大约还有1270万平方英里。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对人口的控制上。1900年西方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统治着几乎45%的世界人口，1920年达到48%，1993年，除几个小的帝国残余外，西方政府只统治着西方人。西方人口占人类总人口的比例略多于13%，预计到21世纪初将下降至11%，2025年下降到10%。就西方总人口而言，1993年它排在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之后，名列第四。
在数量上，西方人构成世界人口中持续下降的少数。质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非西方人民正在变得较健康，较城市化，有较高的识字率和较好的教育。
西方、日本和俄罗斯人的平均年龄日趋稳定，在人口中占比例更大的那部分退休者给那些仍然受雇的生产者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其他文明的负担则是大量的儿童，但儿童是未来的工人和士兵。
经济产值。西方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明显下降。
1992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在十大经济国中包括了5个西方国家，还有其他5个文明的带头国家：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
经济生产总值部分掩盖了西方在质量上的优势。西方和日本几乎垄断了先进技术工业，然而技术正在传播。在西方创造出的相互联系的世界里，减缓技术向其他文明的扩散变得日益困难。
到21世纪中叶或在此之前，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主宰”行将结束。
军事能力。军事实力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数量——兵力、武器、装备和资源；技术——武器和装备的效能和尖端性；组织——凝聚力、纪律性、训练和军队士气以及指挥和控制关系的有效性；社会——社会有效地使用军队的能力和愿望。目前西方垄断了在世界任何地区部署大量常规军事力量的能力，并且，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具有与之相当的能力。
总而言之，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它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革新等方面处于实际领先地位。然而，其他实力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和主要国家。
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使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
二、 本土化：非西方文明的复兴
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
随着西方实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
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经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界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
我们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相处、相互适应的时代。这一本土化的全球进程通过世界众多地区出现的宗教复兴广泛地表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
三、 上帝的报复
宗教是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上半叶，知识精英们普遍假定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正导致宗教的衰亡；20世纪下半叶证明这些假设是毫无根据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这次复兴被称为“上帝的报复”。70年代中期，一种新的宗教方法开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适应世俗价值观，而是旨在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的基础——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改变社会达到目的。这种方法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它提倡从失败的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将挫折和穷途末路归因于脱离上帝。它的主题不再是使教义现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欧洲宣讲福音”；它的目标不再是是伊斯兰教现代化，而是“使现代化伊斯兰化”。
在更大的范围内，宗教的复兴包括人们回归和振兴他们社会的传统宗教，并赋予它新的含义。
如何解释这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大量不同的原因不可能同时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引起类似的发展。全球性的现象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释。
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者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
李光耀：我们是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进行了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在西方用了20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只用了50年或更少的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挤压进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框架内，因而注定会有脱节和失误……旧的风俗和宗教，已不再完全令人满意。人们在寻求关于人类目的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更深层的解释。这与社会中存在巨大压力的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并不知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在此进程中，人们重新发现或确立了新的历史认同。无论人们有什么样的普世主义目标，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优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了一道基本界限，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
更广义地说，遍及世界的宗教复兴是针对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反应，也是对秩序、纪律、工作、相互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重新肯定。
在“上帝的报复”与本土化发生冲突的地方，往往前者会获胜。因为如果人们的传统信仰不能满足他们在现代化中对宗教的需要，他们就会转向能够满足其感情需要的外来宗教。
除了在现代化中遭受的心理、感情及社会创伤外，刺激宗教复兴的因素还包括西方的退却和冷战的结束……由于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人们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
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并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但是，它们不是反现代的。
非西方宗教的复兴是非西方社会中反对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表现。这种复兴并非拒绝现代化，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会对所谓的“西方毒化”的抵制。它是针对西方的文化独立宣言，是一个骄傲的声明：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
四、亚洲的自我肯定
亚洲的自信根植于经济的增长。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最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龙，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多数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的8%-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停滞形成了鲜明对比。
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点用了33年的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龙紧随其后。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经济将于21世纪早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20世纪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缓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力量的对比，具体来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少地顾及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1993年“文化复兴”席卷亚洲。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儒教看作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则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宣传，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与此同时，日本20世纪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得日本人日益摆脱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的成功的根源一定是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新价值，但它们也共同地更广泛地重申亚洲文化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一般价值。
这种“亚洲的自我肯定”总的说来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将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强有力。
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
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其成功的原因来自讲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西方衰落的原因则为：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
对东亚人而言，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
李光耀：东亚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迅速发展是必要的。
第三，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就是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摒弃个人主义，盛行“软”独裁或者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
第四，东亚认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的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采用它以自我革新。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对于东亚人来说，经济繁荣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
五、伊斯兰教的复兴
当经济发展使亚洲人变得日益自信的同时，大批穆斯林却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力量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化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多数方面。
伊斯兰教组织控制了穆斯林社会中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了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
1995年，除伊朗外，每个穆斯林人口占优势的国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都比15年前更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主义化。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如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表现普遍，但它们仍然是20世纪最后25年穆斯林社会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
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则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的人口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1965年至1990年，全球总人口从33亿增加到53亿，年均增长率为1.85%。穆斯林社会的增长率几乎总是2%以上，常常超过2.5%，有时达到3%以上。1980年穆斯林可能构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000年可能将超过20%，在2025年达到30%。（注：最近统计数据，2018年全球约有16亿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23.4%）
穆斯林社会的人口结构有以下特点：1.年轻人口占据很大比例，尤其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口出现引人注目的激增；2.年轻人口中以城市人口居多；3.年轻人口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这种人口结构特点可能带来三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第一，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各种政治运动的时期重合。
第二，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有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第三，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来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长的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向外扩张，占领领土，向其他人口变动较小的民族施加压力。伊斯兰人口增长于是成为导致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停滞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个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
六、挑战的变化
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接近于综合经济中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样，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
亚洲的经济发展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中间阶级。这些可能导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未必更亲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
伊斯兰教的复兴也会留下重要的遗产。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部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的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的失败而谴责西方。
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的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21世纪初期可能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⑶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认真品味一部名着后，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下面是我整理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1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1996年出版的书，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彩。
本书从文明的融合，分化和冲突入手，重点分析了冷战之后的全球政治格局的演变和趋势。而1996年至今20多年的一系列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基本应验了书中的理论和预测。看了这本书之后，读者可以对冷战至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南联盟战争、911事件、阿拉伯之春运动、乌克兰分裂、欧洲的移民危机和保守化，以及中国与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等的关系和演变，有了一个独特视角和分析工具。读过这本书，读者可以从较高的角度来看待不同宗教、语言、民族等之间的问题。
比较实用的地方，这本书对小朋友的教育方向，也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小朋友是读本地学校还是国际学校？中文和中华传统文化要掌握到什么程度？英语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第二外语要不要选和选哪一门？（我读后的结论是学好中文英文两门足矣）以后留学路径应该如何规划？等等。
看过这本书，对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国际经济格局发展，也能多一些分析和理解，对做投资有帮助。书的数据详实，逻辑清晰，语言简练，公平客观，说服力和可读性很强。
一个不算缺点的缺点，是作者作为西方人，立场还是主要从保护西方文明的角度出发，案例和史料也多是写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及东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中国涉及的内容不多。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2
塞缪尔·亨廷顿，着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主编。哈佛大学荣誉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曾评价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明冲突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学界引发激烈的争论，姑且不论正确与否，如此激烈、罕见、旷日持久的争论本身就侧面印证了其巨大的影响力。1996年，其大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亨廷顿在本书中对该理论作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和论证。该着作集中体现了作者的智慧，运用独特的视角对国际形势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内容横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宗教学、历史学、人口学、国际法学等诸多学科，在以上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中都成为必不可少的经典文献。
“文明冲突论”的的核心观点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将会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最可靠的保障”。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结合“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形势，描述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特点，提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并认为当今时代“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作者将当代世界文明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指出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征是宗教和语言。此外，作者对其本土文明——西方文明进行了重点的阐述。
第二部分描述了世界主要文明的发展变化和力量对比。通过论证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指出“文化总是追随着权力”，而非西方社会迅速的发展使西方权力相对削弱，因此西方社会的所宣扬的价值在非西方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日趋减小，伴随着政治影响减小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非西方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壮大正在不断自我肯定和复兴。
第三部分揭示文明对于新的世界秩序形成、发展的影响。“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即文明的种类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秩序中定位的基本依据，会对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文化共性促进合作，而文化差异则加剧冲突。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举例来论证其观点，比如北约的成功就是基于西欧、北美主要国家共同的文化认同，东盟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组织”，其合作程度却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而欧盟拒绝接受土耳其加入，根源就在于信仰基督的欧盟国家无法容忍“一个伊斯兰的异类”加入他们的俱乐部。该部分还分析了文明转型失败的国家，由于文明立场的不坚定导致自身的“无所适从”，这一点对我们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3
读完亨廷顿的这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是由一个西方学者站在西方国家政治立场上分析所谓“非西方文化”国家对他们的体系所构成的威胁的一次精彩演说。并且仅仅是演说。他的一些观点的形成是在意识形态差异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偏见下产生的，而不是站在各个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国家、经济体系合作或者冲突的原因。
在全书一开篇，作者就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分别列举了非洲的部族冲突，塞尔维亚及附近的民族争端，两德、两朝及台海等问题，意在说明的就是“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一种欠成熟的观点。
首先，作者把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等做法看作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而造成的，但他却没有看到其中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如果就按作者所说，那么二战前一直排斥犹太人的欧洲国家为什么又要在中东战争中与美国一道支持以色列复国呢？难道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仅仅是因为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么？如果放在几百年前，这个理由也许还成立，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造成他们两种文化体系冲突的最直接原因只有一个——能源。
几百年前，凶残的“十字军”打着驱除异教徒的“圣战”旗帜东征耶路撒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几百年后的今天，北约帮助以色列复国的间接目的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建造一个据点，直接目的还是为了沙漠中的石油。
在列举两德、两朝和宝岛问题时，作者说“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我认为，造成上述冲突的原因不能只局限为文明的冲突，而是地域、不同意识形态下利益集团的冲突所造成的。冷战结束后，两德统一，两朝也在谋求更多的对话，宝岛问题是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没有别国的干预下也一定会很好的解决。另外，作者把宝岛问题说成“几个中国”，这不单单是措辞上的错误，而是一种受冷战思维局限所形成的思维，试想，一个仍然带有冷战思维的学者又怎能正确、全面的分析当今时代的国际问题呢？
作者认为“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举例了欧盟国家“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但他却忽视了欧盟及北约不断东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难道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么？他们最近吸收的一些东欧国家在冷战之前与俄罗斯还同属一个国家。再看另一个例子就是中俄关系。如果苏联解体之前两国因为同样的社会制度算是沾上了一点“文化”亲缘关系，两国有那么一点合作的共同语言，那么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为什么仍然与中国保持着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呢？原因就是两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经济现状使两个巨人不得不并肩而战。
那么，总结起来，造成当今世界政治冲突与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几个：能源、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关系以及生存空间，其次才是文化。
概括起来讲就是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关系。很显然，亨廷顿用文明造成冲突和文化认同解决争端的想法太过于理想化。不过从这本书中，作者所谓的“非西方文化”国家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当今西方世界对于他们的看法，从而探寻更好的发展空间。
⑷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为什么翻译得这么烂
我同意，这翻译不太高明。可是你得把一个完整的原文句子提供出来，大家才好讨论如何翻译才能接近＂信达雅＂的理想啊。
（补充）我找到了。你说的是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by Samuel P. Huntington 这本书的书名。当做书名，其实还过的去。不过也可以翻译成 ＂不同文明的冲突与新世界的形成＂，有点半斤跟八两半相比的感觉。
⑸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六）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来
一、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汤因比 [1] 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 [2] 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对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并无重大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的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物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效仿的领袖地位。
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 [3] 发现了可分为七个阶段的共同模式。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典的、闪米特的、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拉锯运动。根据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学者的观点，西方目前似乎正走出冲突阶段。西方文明已经成为安全区，除了偶尔发生的鳕鱼战 [4] 外，西方内部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可设想的。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普世帝国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它正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普世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因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就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
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轻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革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很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人口自然出生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
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1.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
2.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相互间的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
5.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来的健康及其对于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对上述趋势。当然，这些趋势增强了穆斯林和亚洲人对其道德力量的优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着，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裔少数民族中也很显着，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欧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习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这一趋势反映出的不是对宗教的敌视，而是对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欧洲文明中，仍然渗透着基督教的理念、价值观和实践。
与欧洲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信仰上帝，自认为是宗教民族，许多人去教堂做礼拜。基督教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的下降，最多只会对西方文明的健康构成一种非常长远的威胁。
美国面临着一个较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
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化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些做法与以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的创始者将多样性视为一个现实和一个问题，因而有了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这是大陆会议的一个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后来的政治领袖们也担心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的威胁（事实上它们也在1815-1914年间导致了美国最大的战争），并响应“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号召，视促进国家的统一为其主要责任。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化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
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笑喷）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
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了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在文化上，美国是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多元文化主义者可能损害甚至破坏这种关系，但却不能替换它。美国人如果要寻找其文化根基，他们会在欧洲找到。
西方的发展和扩张经历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一个阶段，接着在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个阶段美国阶段。如果北美和欧洲能够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并发展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来补充其在北约内的安全合作，它们就能够创造出西方经济富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第三个阶段欧美阶段。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消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但是，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二、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广泛的含义：
首先，政治家只有承认和理解现实，才能建设性地改变现实。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这些社会日益伸张自己的文化，已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认。欧洲领导人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团结，又可以使人分离，相反，美国的精英们在接受和把握这些正在形成的现实时却反应迟钝。美国政府在适应文化和文明潮流影响的全球政治的时代时遇到了非同一般的困难。
其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那些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扰。
第三，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挑战。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时间；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普世观念遇到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这是本书的中心论题。
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权力的扩大带来文化的传播，如果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只能是西方权力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的价值观。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重大文明间（各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它对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着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 [5] 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特性是欧洲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1.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2.把中欧的西方国家，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3.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得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联盟；
4.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5.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6.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7.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8.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物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世界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大家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三、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的日益自我伸张继续下去，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
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对于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补充或取代西方主导作用的文明而言，接受这些原则和各文明之间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并非易事。例如，在这样的世界里，核心国家可能会把拥有核武器视为它们的特权，而不允许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拥有；在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中，为争夺领导地位展开的竞争亦会激发为拥有核武器而展开的竞争。
核扩散显然具有危险性。各主要文明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个适度稳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当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国际机构将在压力下进行重组，以适应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显、最重要或许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常任理事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组成的，但是这一状况与世界权力现实日益不符。为此，今后长时间内将发生两种变化，一是改变成员国的构成，二是可能发展一些不那么正式的程序来处理安全问题。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一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三个文明拥有。
七个文明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体现了世界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
四、文明的共性
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文化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至少在基本的“浅显”的道德层面上，亚洲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20世纪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 [6] 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在文明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分离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1]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1889-1975）：英国着名历史学家。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代表作《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展望21世纪》。其中，《历史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着作。
[2] 马修·梅尔科。美国人。着有《文明的本质》。其余不详。
[3] 卡罗尔·奎格利（1910-1977）：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1941后转任于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直至1976年。代表作有：《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1961）、《悲剧和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史》（1966）。
[4] 鳕鱼战：指1958年至1976年冰岛和英国之间的渔业冲突。这场战争时间跨度近二十年。
[5] 小阿瑟·施莱辛格（1917-2007）美国着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被称为“最了解罗斯福和肯尼迪时代的人”。以《杰克逊时代》和《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6] 莱斯特·皮尔逊（1897-1972）：加拿大政治家、外交家。第十四任加拿大总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设想为皮尔逊首提。因致力于解决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获得1957年诺贝尔和平奖。1963年出任总理，1968年辞去总理职务，退出政坛。
⑹ 电影十二怒汉观后感3篇
电影十二怒汉 观后感 1
在莫斯科，一个车臣男孩被控杀害了他的养父。12个来自不同行业的俄罗斯男人作为陪审员聚集在一所中学的体育馆内讨论如何给男孩定罪。整个案件看起来事实明显且证据确凿，各有私事的陪审员巴不得赶紧结束讨论，于是他们一边催促一边玩闹并决定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这个关乎车臣男孩命运的案件。
此案陪审团的12个人投票表决的时候,11个人甚至位置还没有坐好就投了小男孩有罪,只有一个工程师不认同,比起这个案子更多的陪审员惦记的是自己的生意或下午的演出.....所谓以公正法律的名义、所谓根据证据，不过是他们只想例行公事，然后赶快完事的托辞。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下陪审团沸腾了,有的说"你怎么回事,我还要赶车呢,不然就误点了",有的说"我还得参加表演呢过几个小时,赶紧投啊别瞎折腾"那个工程师说:"我们这样投票会不会太快了,我们不可以这么草率的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随后工程师饱含深情说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 故事 .年轻时候的他薪水微薄，他的妻子不得不在外面同时做三份工以补贴家用。工程师努力工作，发明了一种大有可为的元件。所里很满意，奖励了他50卢布。他兴奋的拿着50卢布回家交给妻子，但妻子看着那张可怜的钞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外国公司想花大价钱购买他的专利，但工程师拒绝了，他希望这个发明能造福本国人民。他拿着专利跑遍了俄罗斯，每到一个地方得到的总是同一句话：非常了不起，但是我们这里用不上。绝望的工程师开始酗酒，并因此而丢了工作和妻子。他每天不停的喝，想死去卧轨。但没有勇气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工程师只能到处招惹是非，希望别人能把自己打死。有一天，他在有几百人的火车上又耍起了酒疯，希望能有人教训自己甚至把他扔下火车。但所有人都冷漠的把脸扭开,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只有一个善良的母亲和她4岁的小女儿给予了她一点关心。小女儿问妈妈，这个叔叔疯了，我好害怕!母亲回答到，宝贝，叔叔没疯，他只是很伤心。后来，工程师把专利卖给了外国公司，并得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也再没有酗酒。本该卧轨而死的他就因为那位母亲比别人多一点点的关注,现在70%的手机都在应用它的专利,而那位母亲成了他的妻子，那个小女孩成了他的女儿。
接下来的过程中，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12个人展开了交锋、争论、控诉和思考。每一个人都声泪俱下的讲述了自己在俄罗斯最混乱的20多年里的辛酸往事，从中我们明白了他们判小男孩有罪的各种主观理由,有基于对幸福的妒忌,有对外来人口和外民族的仇视,折射出每个人光鲜背后的晦暗和阴影.最后通过对相关证据的疑点客观分析,实现了大扭转结局,11个人赞成投小男孩无罪.一个人投有罪,投有罪的那个人理由是"我早知道这个小孩是无辜的,但是我还是要投他有罪,只有监狱才能保证小男孩的安全,如果我们判他无罪的话,那嫁祸给他的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再陷害这个男孩,而且这男孩由于养父的死也会去复仇,"更多剧情这里就不透漏了大家自己去看吧
这个编剧实在是太强大,太感人了,无怪乎连普京看了这片都潸然泪下,也许只有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对俄罗斯动荡年代的苦痛有更深刻的理解
电影十二怒汉观后感2
一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黑白电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完全在一个三十平方米左右的狭窄空间内进行，而就是这样一部看似烦闷和无聊的电影，却有着震撼人心的情节安排以及引人思索的深刻内涵，这就是美国1957年的电影《十二怒汉》。该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美国青年被指控杀死自己的父亲，检察官提供了其购买犯罪工具的证据以及两名目击证人的言之凿凿的证言(一名楼下老人称听见青年大喊“我要杀了你”之后还看见他冲下楼，住在对面的女人说亲眼看见青年拿刀刺向其父亲)，且被告无法提供合理的不在场证明(其声称案发期间在电影院看电影但却说不出影片名字和演员姓名)，所有证据一起指向被告人犯有一级谋杀罪。法官在对陪审员的职责和讨论规则(即必须达成一致意见)进行简要阐述后便将决定罪名是否成立的重要使命交给了陪审团。随后十二名陪审员进入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内讨论案件以决定被告人的罪名是否成立。十一名陪审员判定被告人有罪(guilty)，只有一名陪审员对此提出异议，他坚持认为综合整个案件事实以及证据情况，不能确定被告人犯罪，并对检察官的指控和证人证言提出了质疑，凭借着他冷静耐心的分析以及逻辑严密的思考，不断地说服其他陪审员，而被他说服的陪审员反过来与他一起寻找更多的“合理怀疑”，包括楼下的跛脚老人在电车经过时能否听见争吵及他走到走廊看见被告人的时间，另一目击证人的视力问题等等，最终说服了全部陪审员，将这一宗几乎已成定局的判决推翻，得出“not guilty”的一致意见。
电影通过一宗案件反映了美国陪审团制度的运行以及其在司法判决中重要作用。美国陪审团的陪审员完全随机抽取，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肤色、职业、 文化 程度等，他们不受任何人操控，独立于政府和司法系统之外，一旦被选中就必须集中到封闭空间内，不受外界任何干扰。他们既有着人性的阴暗与自私，也有着极强的理性与良知。影片开始时，陪审员们千姿百态，有的想着赶紧投完票以免错过球赛，有着借机向其他人推销自己的生意，有的还趁别人讨论时下棋，让人不得不对授予这样一群人如此大的权力是否合适产生了质疑。然而，当有人对案件提出了冷静的分析和疑问时，大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将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从而集中到了对案件的分析与讨论上，完全凭借自己的良知以及对司法制度的信仰来做出自己的判断。正如影片中那位持有异议并始终坚持和引导着整个讨论方向的陪审员所说的，我认为这是美国司法制度中最神圣的一条，也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美国陪审团制度无疑对我国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尤其在当前司法公信不强、公众对司法产生质疑的背景下，引入陪审团制度，使普通民众参与到审判程序中来，让普罗大众的良知和理性对案件作出事实判断，既能消除民众对司法不公的质疑，也利于对公众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法官在整个过程中负责主持庭审、对陪审团作出指引并根据陪审团判断结果决定量刑。影片中法官对陪审团成员如此说到：“预谋杀人在刑事诉讼中是刑责最重的罪名。你们都已听过证词，也明了法律条文的规定。现在你们必须坐下来好好地理清这宗案子的真伪。在本案中已有一人身亡，另一个人的生死掌握你们手里。如果你们能提出合理的怀疑，无法确认被告是否有罪，基于这个合理的怀疑你们必须做出无罪的判决。如果你们找不出合理的怀疑，你们必须基于良知，判决被告有罪。然而你们的决定必须一致，如果你们裁定被告有罪，本庭将会对他施以严厉的惩罚，最高的惩罚是死刑，这是一项沉重的责任。”短短的几句话，却有很深的含义。第一，陪审团成员掌握生死决定大权，必须经深思熟虑后作出决定。第二，只要存在合理怀疑，必须做出无罪判决，也就是说不管控方提供的证据多么确凿，只要其中有一点值得质疑，那么整个指控都可能不成立。尽管合理怀疑的认定存在主观判断，但这一制度却极大地捍卫和保护了个人在面对强大国家机器时的权利。第三，良知是陪审团成员不可或缺的，也是陪审团制度存在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相信公众的良知，同时也必须让他们明白坚持良知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每一个陪审员都坚守自己的良知，在坚守中不断争吵与碰撞、说服与被说服，才产生了让人信服的正义。
电影十二怒汉观后感3
作为欧罗巴几大人种之一，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一样，在欧洲文明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斯拉夫民族的优秀代表——俄罗斯人，他们的性格和成就，如同伴随他们成长的伏尔加河水和伏特加烈酒一样，一半是宁静，一半是疯狂。他们时而美丽，如顿河边晨曦中戴花边的金发姑娘;他们时而粗鲁，如乌拉尔山脚下哥萨克小镇的醉酒大叔。在 很多领域，俄罗斯人总有惊人之举，比如他们是第一个发射卫星和送宇航员进入太空的国家，比如年以不流血的最小代价成功实现苏联解体…在文学影视领域，他们更是人才辈出，比如赫赫有名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而下面要讲的，不是那些远去的大文豪们，而是俄罗斯着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代表作——《十二怒汉》。
十一长假是个荒谬的刺激消费的举措。人们收入本身就不高，还打着刺激消费的 口号 全国狂欢。这就好比中国股市，池子本身就不大，还不断往里抽水，想不被榨干都难。多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这种坑爹的长假经济效应根本就不奏效。当然，这只是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的理性结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什么刺激消费，都让它见鬼去吧!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天放松的日子，不出去走走实在对不起祖国和党的关怀。于是乎，所有的景点，君不见，人山人海，摩肩擦踵，简直就是一个个灵长类动物园，和笼子里的大猩猩们没啥区别。对于逛多了动物园的我来说，长假七天没有对国家经济增长做过什么贡献，于是扯几句这几天看过的电影的文字，舒缓愧疚之情。
《十二怒汉》的剧情很简单，讲述的是个不同职业和社会地位的陪审团成员聚集在一起商议一个少年对其继父的一级谋杀指控。影片长达两个多小时，场景在法院旁边一所学校的活动室里，狭小、单一、枯燥。但作品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得巨大成功，必然有其妙处：
第一，新瓶装旧酒，酿酒材料不同。俄罗斯版《十二怒汉》翻拍于美国年版《十二怒汉》，大学上选修课时曾听老师提到过这部电影。美国版的《十二怒汉》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又先后有三版《十二怒汉》问世，但反响平平。直到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这一部，才取得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容，用了新瓶子。影片以俄罗斯车臣为背景，由一个车臣少年涉嫌谋杀收养他的俄罗斯军官展开叙述。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国家，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期间，民族矛盾激烈，车臣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前几年因冲突不断频频吸引世人关注。影片中除了十二个陪审员在活动室中为车臣少年是否有罪展开争论之外，还用黑白、诗化的镜头断断续续地展示了车臣冲突的血腥，特别最后阶段一只狗叼着一只被炸断的手，手上的戒指反射刺眼出的光让人深感战争的恐怖。车臣问题可归结为民族问题，但终究还是宗教冲突和文明冲突。诚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未来世界的冲突和战争基于文明的冲突。其实这个观点千年前就适用。自萨拉丁于年占领耶路撒冷后，穆斯林文明与基督文明的冲突便绵延不绝，多达九次的十字军东征并没有消除仇恨。而今，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利比亚等穆斯林国家与欧美____国家的矛盾越来越深，车臣与俄罗斯之间也如此。东罗马灭亡后，包括车臣、黑山、塞尔维亚、格鲁吉亚等巴尔干半岛和外高加索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属于伊斯兰教，这与俄罗斯的东正教(属于基督____矛盾不断加深。这一点，中国的新疆、宁夏最为相似。尽管马克思那个傻逼把宗教说得一无是处，但是人类是离不开宗教的。尽管都是斯拉夫人，但正因为宗教、文明冲突的原因，车臣地区才会如此动荡不安。而导演刚好抓住了这个新瓶，装下“十二怒汉”的旧酒，客观地展示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看来俄罗斯主管电影发行的政府部门比较开放。这是要是换在广电总局牛逼哄哄的中国，拍一部新疆关于民族矛盾的片子是不可能的事儿。总之，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恰当地运用了车臣的背景使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据说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专门观看了这部电影。而这也是先前几部翻拍片难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少数战胜多数”的个人主义思潮。东西方文化很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农业社会集体主义和商业社会个人主义。如在 教育 上的差别尤为明显。东方提倡填鸭式的教学，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西方提倡放羊式教学，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电影，把希腊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发挥到极致;而在中国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相信组织(集体)的安排”，文化差距一目了然。俄罗斯虽然经历过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集体观，但其根本还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影片中，十一个陪审员一致赞成车臣少年有罪，唯有一个陪审员不赞成。经过层层争论，最终使赞成票与反对票的比例由变为，令人膛目结舌的结果。这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虽然只发生在简陋的活动室里，没有好莱坞式的惊险打斗、美女衬托，但拯救了一个鲜活的无辜的生命，依旧伟大。
第三，也是此部电影的核心——陪审团制度。所谓陪审团制度，指的是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是否起诉嫌犯、并对案件作出判决的制度，此制度多用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陪审员要有一定的资格条件，如国籍、年龄、职业等。影片中的位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有 毕业 于哈佛大学的上层阶级，也有开出租车的底层人。陪审员作为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争议不断。一方面，陪审团制度保证了普通人民参与行使司法权，使普通人能够司法过程中参与的人民性、组成人员的人民性和裁判的人民性，同时因为有陪审团的直接参与，可以根据陪审团的意见修改法律而具有造法功能，更重要的是通过人民的参与，可以推进公民知法、守法，具有重要的法制教育功能。总之，陪审团制度本着“宁可错放一万，不可枉杀一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制衡司法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自由、民主发挥重要作用。这与中国时下一起起冤假错案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不可否认，陪审团制度也有不足的一面。因为陪审员不是专业人员，有时会受情感、种族等因素影响作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审判。如上世纪年代美国辛普森案，不管检方的证据是否充足，由于陪审团都是黑人(辛普森是黑人)，陪审团一致判定辛普森无罪。再比如今年的总裁卡恩，因为涉嫌强奸女服务员而被宣判有罪，几天后又戏剧性地被宣判无罪。这些缺点成为很多人冲击陪审团制度的理由。其实，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陪审团制度也不例外。但是，陪审团制度的优点远远大于缺点，截止到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去替代它。正如影片中的陪审团成员，平时他们如沧海一栗，是社会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然后正是通过陪审团这一制度，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来捍卫一个国家的司法正义，成为制衡司法专横的有力武器。试想一想，假如前几年的江苏彭宇案有陪审团参与，最后的判决结果还很难说。也正是因为受这一案件的影响，现在社会沦落到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尴尬境地。正是因为陪审团制度的缺失，成为中国难以实现法治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对于人性的描写。人性是恶的，自私的?还是善的，无私的?影片通过几次谈话来展现。一是墙上有污染的管道。那个管道已存在四十年，照此下去，他还会存在四十年。为什么，因为公家的东西，没人去在意，更有甚者据为私有。这就好比经济学中的“公地悲剧”，越是公共的财产，越是没人管理，越是容易受到私心的掠夺。目前中国的巨大的国有资产，不正是一个巨大的公地悲剧吗?二是名陪审员一致作出车臣少年无罪的投票后，陪审团主席提出一个问题：车臣少年无罪释放后，无家可归，肯定会遭到追杀。陪审团宣判他无罪，但同时也宣判了他的死刑，怎么办?此时陪审员们的反应是自私的，有的要去会女友、有的赶着去演出…但同时，他们的理由也是合理的。人性本身自私，我们无须高举道德的棍子棒杀其他人。因此，人是二分善八分恶，需要用法律去威慑，用道德去教化，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最后，关于结尾。东西方民族的心理差异，在电影结尾处尤为明显。西方重过程，在结尾处简单化或者模糊处理，让观众有想象的空间。比如《魔戒》第三部的结尾很有趣，观众会认为这是在为将来再拍续集埋下伏笔，但更多的是给观众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这部电影也同样如此，结局很明显讲得不那么详尽。不然，怎么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呢?东方重结果，中国包括香港的电影则是大团圆式的结局，最后一定是皆大欢喜的、热闹的，在酒杯和鞭炮声中结束的，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当然，这两种方式，无孰优孰劣之分，只是文化心理差异罢了。
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一）
关于该书
该书出版于1996年，1997年被译为中文。2010年中文修订版后，2020年10月第44次印刷。
书末附有潘中岐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导读”和李慎之的“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
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第一章：世界政治的新时代；第二章：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第三章：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
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第四章：西方的衰落：力量、文化和本土化；第五章：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第六章：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第七章：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第八章：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第九章：多文明的全球政治；第十章：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第十一章：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第十二章：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
一、引论：文化认同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爱我族类。
二、一个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时间段的或根本不存在的。
大约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400年里，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西方的民族国家——英、法、西班牙、德等在西方文明中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者决定性影响所有其他文明。
冷战之后，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世界被分裂成三个部分：一个是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的集团。两个集团展开竞争。第三个是由贫穷的、缺少政治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不结盟的国家。被称为第三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
我们只有在了解了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这时对国家的分类不再是冷战时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在这个新世界里，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
冷战后的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
三、文明的性质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观、准则、体制和思维模式。
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型、头形和肤色。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各乡村、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
奎格利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
人类历史上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
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
当代文明主要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
四、文明之间的关系
1.遭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在各文明最初出现后的3000年中，除了个别例外，他们之间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间断的和紧张的。文明被时间和空间分割开来，只有数量很少的文明存在于同一时期。
文明在地理上也相互分离。思想和技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这常常需要历时几个世纪之久。比如佛教，被传到中国，发生在它发源于印度北部大约600年之后；中国8世纪发明印刷术，15世纪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2世纪出现于中国，7世纪传到日本，8世纪向西传到中亚，10世纪到北非，12世纪到西班牙，13世纪到北欧。
文明之间最吸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些交往一般来说不仅是暴力的，还是短暂的，而且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的。
2.冲击：西方的兴起。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11-13世纪之间，欧洲人借鉴了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并使这一遗产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开始发展。12和13世纪期间，西方人建立了对地中海的有效统治。到1500年，欧洲顺利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
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15世纪到18世纪，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一些重要部分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1800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这个数字是67%；1914年为84%。在欧洲扩张过程中，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文明，只有俄罗斯、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抗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这四百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如航海工具、军事能力。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
到1910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连为一体。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这一由西方所确定的国际体系的出现，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全球政治的重大发展。
1917年，由于俄罗斯革命，民族国家冲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识形态冲突，首先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后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冷战中，这些意识形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身上，两者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的认同，两者又都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没有在那儿取得成功，而现代化的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
3.相互作用：一个多文明的体系。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文明对所有文明单方向影响所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这时，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规则地下降了，虽然时有中断和倒转。
20世纪重大的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伟大的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20世纪60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20世纪90年代的6个以上的世界。与此相伴的是，1920年的西方全球帝国收缩为20世纪60年代的较为有限的“自由世界”，然后进一步收缩为20世纪90年代的更为有限的“西方”。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到二十世纪末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自以为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五、普世文明：含义
1.含义
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观、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在所有社会里，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
“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社会所共有的东西，这些使它们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它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观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达沃斯人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
普世文化，还意味着一种思想得到发展。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
对于普遍大众文化，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媒，而非消费品。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地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都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这一情况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是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的财富的普遍兴趣；第二是受利益驱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而人们会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观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讯。
全球通讯是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这一霸权鼓励了非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谴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集结他们的公众来保护其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完整。因此，西方控制全球通讯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不满和敌视的重要根源。
2.语言
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出现一种普遍的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西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
通用语言存在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
语言和权力。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的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者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
假如在遥远的的未来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
3.宗教
20世纪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全球性的复兴，这一复兴包含了宗教意识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它因此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两个改宗力最强的宗教。西方基督徒1900年约占世界人口的26.9%，1980年占30%。穆斯林增加得更快。从1900年的12.4%增长到1980年的18%。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是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
六、普世文明：来源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文明社会的意识形态。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几乎得不到支持。非西方把西方视为普遍的东西视为西方的。西方人宣布为有益的全球一体化先兆的东西，却被非西方人宣布为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
人们往往根据他们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界定自己的身份。随着通信、贸易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
七．西方与现代化
普世文明的出现，也被看作是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
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观、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化的文化。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有：
1.古典遗产。包括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
2.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来说，这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
3.欧洲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
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和皇帝，教会和国家，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和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5.法治。法制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继承于罗马，发展于英国。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而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因素。
6.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婚姻基础上。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的力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罗斯、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7.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并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
8.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着标志。但是，这一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都一再把个人主义视为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部分核心内容。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八、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回应：
1.拒绝主义。19世纪期间，西方的权力使得非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以坚持，而且最终不可能坚持纯粹的排斥主义战略。20世纪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2.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化，用从另一个文明引入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
3.改良主义。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化的主要价值观、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
关于现代化和西方化。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
⑻ 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笔记（2021年7月20日）
昨晚和今天中午阅读了本书第一章的后两节内容。
在这两节里，作者主要通过冷战结束后曾经出现的四种“分析范式”（也可称作分析框架）的优缺点分析，提出他所倡导的“文明的范式”——从七、八个文明来看世界，是目前最为合理的分析框架。
曾经出现的四个范式为：
1.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
代表性人物是弗朗西斯.福山，他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之命题，认为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将迎来一种和谐的局面，即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但后来的客观事实证明了他纯粹是一厢情愿。
2.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
比较典型的是通过经济划分方法划分出富裕国家（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不发达及发展中国家）。
诚然，财富的差别可能导致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主要发生在当富裕的、更强大的社会试图征服贫穷的国家，并使之殖民化时。除此之外，富国和穷国之间是不可能发生冲突的。
另外，世界太复杂，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3.或多或少184个国家。
这是传统的、典型的国家主义范式。它简单地假定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假定武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
这个范式的缺陷在于，它的假定是不充分的。事实上，国家在很多决策上确实是根据实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否则的话，在20世纪40年代末，西欧国家就应该与苏联联手反对美国了。
因此，尽管在基本层面上，国家主义的范式所做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无助于人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
4.完全的混乱。
从字面就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的形象。在《大失控》和《大混乱》两本书中就提及了类似观点。
但这种观点对分析世界秩序毫无意义，而且尽管世界会经常处于混乱状态，但并不是全然无序。
因此，作者认为，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很多困难。它既不像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那样为简化而牺牲现实，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简化。
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冲突中区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预测未来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
⑼ 美国版《十二怒汉》观后感
导语：《十二公民》讲述一个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案件的旁观者和兇器均以呈堂铁证如山，而担任此案陪审团的12个人要于案件结案前在陪审团休息室里讨论案情，而讨论结果必须要一致通过才能正式结案的故事。我整理了这部影片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作为欧罗巴几大人种之一，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一样，在欧洲文明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作为斯拉夫民族的优秀代表——俄罗斯人，他们的性格和成就，如同伴随他们成长的伏尔加河水和伏特加烈酒一样，一半是宁静，一半是疯狂。他们时而美丽，如顿河边晨曦中戴花边的金发姑娘;他们时而粗鲁，如乌拉尔山脚下哥萨克小镇的醉酒大叔。在 很多领域，俄罗斯人总有惊人之举，比如他们是第一个发射卫星和送宇航员进入太空的国家，比如年以不流血的最小代价成功实现苏联解体…在文学影视领域，他们更是人才辈出，比如赫赫有名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而下面要讲的，不是那些远去的大文豪们，而是俄罗斯着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代表作——《十二怒汉》。
十一长假是个荒谬的刺激消费的举措。人们收入本身就不高，还打着刺激消费的口号全国狂欢。这就好比中国股市，池子本身就不大，还不断往里抽水，想不被榨干都难。多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这种坑爹的长假经济效应根本就不奏效。当然，这只是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的理性结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什么刺激消费，都让它见鬼去吧!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天放松的日子，不出去走走实在对不起祖国和党的关怀。于是乎，所有的景点，君不见，人山人海，摩肩擦踵，简直就是一个个灵长类动物园，和笼子里的大猩猩们没啥区别。对于逛多了动物园的我来说，长假七天没有对国家经济增长做过什么贡献，于是扯几句这几天看过的电影的文字，舒缓愧疚之情。
《十二怒汉》的剧情很简单，讲述的是个不同职业和社会地位的陪审团成员聚集在一起商议一个少年对其继父的一级谋杀指控。影片长达两个多小时，场景在法院旁边一所学校的活动室里，狭小、单一、枯燥。但作品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得巨大成功，必然有其妙处：
第一，新瓶装旧酒，酿酒材料不同。俄罗斯版《十二怒汉》翻拍于美国年版《十二怒汉》，大学上选修课时曾听老师提到过这部电影。美国版的《十二怒汉》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又先后有三版《十二怒汉》问世，但反响平平。直到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这一部，才取得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容，用了新瓶子。影片以俄罗斯车臣为背景，由一个车臣少年涉嫌谋杀收养他的俄罗斯军官展开叙述。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国家，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期间，民族矛盾激烈，车臣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前几年因冲突不断频频吸引世人关注。影片中除了十二个陪审员在活动室中为车臣少年是否有罪展开争论之外，还用黑白、诗化的镜头断断续续地展示了车臣冲突的血腥，特别最后阶段一只狗叼着一只被炸断的手，手上的戒指反射刺眼出的光让人深感战争的恐怖。车臣问题可归结为民族问题，但终究还是宗教冲突和文明冲突。诚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未来世界的冲突和战争基于文明的冲突。其实这个观点千年前就适用。自萨拉丁于年占领耶路撒冷后，穆斯林文明与基督文明的冲突便绵延不绝，多达九次的十字军东征并没有消除仇恨。而今，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利比亚等穆斯林国家与欧美基督教国家的矛盾越来越深，车臣与俄罗斯之间也如此。东罗马灭亡后，包括车臣、黑山、塞尔维亚、格鲁吉亚等巴尔干半岛和外高加索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属于伊斯兰教，这与俄罗斯的东正教(属于基督教)的矛盾不断加深。这一点，中国的新疆、宁夏最为相似。尽管马克思那个傻逼把宗教说得一无是处，但是人类是离不开宗教的。尽管都是斯拉夫人，但正因为宗教、文明冲突的原因，车臣地区才会如此动荡不安。而导演刚好抓住了这个新瓶，装下“十二怒汉”的旧酒，客观地展示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看来俄罗斯主管电影发行的政府部门比较开放。这是要是换在广电总局牛逼哄哄的中国，拍一部新疆关于民族矛盾的片子是不可能的事儿。总之，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恰当地运用了车臣的背景使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据说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专门观看了这部电影。而这也是先前几部翻拍片难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少数战胜多数”的个人主义思潮。东西方文化很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农业社会集体主义和商业社会个人主义。如在教育上的差别尤为明显。东方提倡填鸭式的教学，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西方提倡放羊式教学，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电影，把希腊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发挥到极致;而在中国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我相信组织(集体)的安排”，文化差距一目了然。俄罗斯虽然经历过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集体观，但其根本还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影片中，十一个陪审员一致赞成车臣少年有罪，唯有一个陪审员不赞成。经过层层争论，最终使赞成票与反对票的比例由变为，令人膛目结舌的结果。这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虽然只发生在简陋的活动室里，没有好莱坞式的惊险打斗、美女衬托，但拯救了一个鲜活的无辜的生命，依旧伟大。
第三，也是此部电影的核心——陪审团制度。所谓陪审团制度，指的是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是否起诉嫌犯、并对案件作出判决的制度，此制度多用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陪审员要有一定的资格条件，如国籍、年龄、职业等。影片中的位陪审员来自各行各业，有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上层阶级，也有开出租车的底层人。陪审员作为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争议不断。一方面，陪审团制度保证了普通人民参与行使司法权，使普通人能够司法过程中参与的人民性、组成人员的人民性和裁判的人民性，同时因为有陪审团的直接参与，可以根据陪审团的意见修改法律而具有造法功能，更重要的是通过人民的参与，可以推进公民知法、守法，具有重要的法制教育功能。总之，陪审团制度本着“宁可错放一万，不可枉杀一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制衡司法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自由、民主发挥重要作用。这与中国时下一起起冤假错案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不可否认，陪审团制度也有不足的一面。因为陪审员不是专业人员，有时会受情感、种族等因素影响作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审判。如上世纪年代美国辛普森案，不管检方的证据是否充足，由于陪审团都是黑人(辛普森是黑人)，陪审团一致判定辛普森无罪。再比如今年的总裁卡恩，因为涉嫌强奸女服务员而被宣判有罪，几天后又戏剧性地被宣判无罪。这些缺点成为很多人冲击陪审团制度的理由。其实，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陪审团制度也不例外。但是，陪审团制度的优点远远大于缺点，截止到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去替代它。正如影片中的陪审团成员，平时他们如沧海一栗，是社会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然后正是通过陪审团这一制度，使他们能够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来捍卫一个国家的司法正义，成为制衡司法专横的有力武器。试想一想，假如前几年的江苏彭宇案有陪审团参与，最后的判决结果还很难说。也正是因为受这一案件的.影响，现在社会沦落到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尴尬境地。正是因为陪审团制度的缺失，成为中国难以实现法治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对于人性的描写。人性是恶的，自私的?还是善的，无私的?影片通过几次谈话来展现。一是墙上有污染的管道。那个管道已存在四十年，照此下去，他还会存在四十年。为什么，因为公家的东西，没人去在意，更有甚者据为私有。这就好比经济学中的“公地悲剧”，越是公共的财产，越是没人管理，越是容易受到私心的掠夺。目前中国的巨大的国有资产，不正是一个巨大的公地悲剧吗?二是名陪审员一致作出车臣少年无罪的投票后，陪审团主席提出一个问题：车臣少年无罪释放后，无家可归，肯定会遭到追杀。陪审团宣判他无罪，但同时也宣判了他的死刑，怎么办?此时陪审员们的反应是自私的，有的要去会女友、有的赶着去演出…但同时，他们的理由也是合理的。人性本身自私，我们无须高举道德的棍子棒杀其他人。因此，人是二分善八分恶，需要用法律去威慑，用道德去教化，前者为主，后者为辅。
最后，关于结尾。东西方民族的心理差异，在电影结尾处尤为明显。西方重过程，在结尾处简单化或者模糊处理，让观众有想象的空间。比如《魔戒》第三部的结尾很有趣，观众会认为这是在为将来再拍续集埋下伏笔，但更多的是给观众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这部电影也同样如此，结局很明显讲得不那么详尽。不然，怎么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呢?东方重结果，中国包括香港的电影则是大团圆式的结局，最后一定是皆大欢喜的、热闹的，在酒杯和鞭炮声中结束的，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当然，这两种方式，无孰优孰劣之分，只是文化心理差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