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电影差异英语论文

‘壹’ 英语作文“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你比较喜欢哪个” 及原因。 急``````

各有所长 应为中国和外国的传统不一样所以看外过电影会很吃力 有的地方不理解 很正常

‘贰’ 关于当代美国电影~论文。。。。。。急！！！！！

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的演变

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执导，1919）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本文选择六部不同时期的美国电影，历史地分析、解读华人形象如何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种族、性别与政治冲突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华人曾一度被塑造为热爱和平、与人为善的形象，如《娇花溅血》，但由于美国十九世纪末驱赶华人劳工后，“黄祸”意识的延续，好莱坞更热衷于将华人想象为对白人构成威胁的“野蛮的”他者，如《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执导，1933）。到了中国抗战及欧美二战时期，美国宗教救世话语影响下的好莱坞及时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兰克林[Sidney Franklin]执导，1937）之类的影片，赞扬中国妇女的勤劳勇敢及对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战时期持续不衰的东方主义想象又投射出一批如《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执导，1960）宣扬西方“白马王子”超俗爱情、东方女子感恩献身的神话故事。美国国内60年代起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也使华人一时凸显成“模范少数族群”，“自愿”同化于美国主流白人文化，在银幕上演出了歌舞升平的轻喜剧，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罗杰斯[Richard Rodgers]执导，1961）。作为难得一见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话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罗嫩贝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1993）布下性别迷阵，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机，精彩地颠覆了西方冷战话语及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

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可以作种种解读。按学者马凯蒂（Gina Marchetti）所论1：

好莱坞利用亚洲人、美籍华人及南太平洋人作为种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间更直接的种族冲突，或逃避白人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复杂心情。

马凯蒂认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运作方式是神话般的，利用多种故事模式迷惑观众，如：强奸模式、俘虏模式、诱惑模式、救世模式、牺牲模式、悲剧爱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好莱坞电影模式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揭示了这些模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话语运作方式，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好莱坞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一 《娇花溅血》：种族危机与性别体现

《娇花溅血》讲述一位简称“黄人”（亦称“程环”）的中国人离乡背井到伦敦谋生，暗恋一位屡遭父亲蹂躏的英国少女的悲剧爱情故事。影片开头即明确表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黄人到中国佛寺进香，祈求远赴他乡后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庙，就遇上西洋水兵聚众闹事街头。东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种族的性别定型。踏上异域后，黄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从而与爱尔兰拳击手巴罗所体现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对立：前者为文弱、温雅的店铺伙记，后者为粗暴、强壮的酗酒工人；前者为浪漫的梦想家，沉溺鸦片，醉心审美，后者为施虐的父亲，折磨女儿露西而得快感。露西为黄人店中的东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黄人热心献出丝绸衣料，让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温暖。这一跨种族的恋情，威胁了西方父权中心的秩序，巴罗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赶来营救的黄人与巴罗对峙，一枪击毙巴罗，将露西的遗体抱回店中，放于牀上，烧香超度，然后用匕首刺心自杀而亡。

马凯蒂指出《娇花溅血》标题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质：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娇花，生长于贫乏之地，虽如期开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躏而雕谢夭折2。在影片中，导演格里菲斯为强调东方（女性式的）的温文细腻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蛮横粗暴，将黄人的牀铺同时塑造成一个战场和祭坛。黄人先是在牀边细心照料露西饱受创伤的心灵，然后在牀前尽力保卫露西不被巴罗带回家，最终又在牀边殉情自杀，完成了现世中不被认同的一段跨种族、跨文化情缘。由于格里菲斯在影片结尾时刻意营造香火萦绕的诗意氛围和黄人凝视露西遗体和匕首时的跪拜姿态，马凯蒂等西方学者认为黄人的自杀场景潜意识地表现了一种“恋尸情节”及视觉上的“性快感”，因此更为影片增添欲望和幻想的空间3。影片对这种欲望和幻想的定位也体现在露西身上：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种超越性行为的，因此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纯洁女性。

正因为露西的纯洁，施虐的父亲成为《娇花溅血》被抨击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夺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设置了两个象征性的“强奸”场面。第一，巴罗手持象征“阳具”的鞭子，鞭尾从他的腰间向前垂下，正面威胁着摔倒在地、面色惊慌的露西。第二，露西为躲避父亲，藏身在窄小的储藏间门后，而巴罗怒持利器，砸开门洞，破门而入，将露西揪出殴打。两个象征的“强奸”场景都表明了传统女性在西方专横的父权制度下的悲惨境况，也体现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节结构。

从性别的角度看，黄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当时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倾心的男性美德，但却无疑是一种在西方被视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萨热（Julia Lesage）称黄人为“浪漫的英雄”，一个倾向自审、谦卑、文弱、被动而终究无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这个美学化的形象来表达一种道德观：“亚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与欧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为了提高《娇花溅血》的美学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纽约市首映时，设计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将影片定位于贵族及中产阶级才能欣赏的高级艺术品，而非当年移民众多的纽约人花五分钱便可观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认，格里菲斯美化种族间的谦让和互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缓减他早年影片《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对黑人歧视的描写所造成的不良效果。这里，《娇花溅血》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本来为的是缓解西方社会的种族冲突，希望电影观众提高修养，认同高雅文化。但从电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好莱坞确定了男性华人在银幕上的一种典型的女性化形象，从此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阎将军的苦茶》： 性威胁与俘虏情节

当然，另一类众所周知的好莱坞男性华人形象与黄人的成另一极端——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或土匪。在《阎将军的苦茶》里，专横跋扈的阎将军在中国目视无人，根本不把西方女传教士玫根的善意劝导放在眼里，当着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体枪杀战俘而毫不眨眼的绝对权威。不过，《阎将军的苦茶》转而刻意营造阎将军和玫根之间暧昧的情感游戏，因此有别于早一年发行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执导，1932）。

在《上海快车》中，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革命党首领是一位混血华人，在骑劫京沪快车后，对乘客中红极一时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为胁迫“上海百合”就范，他一方面威胁要用火钳弄瞎英国医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强迫“上海百合”同车厢的中国妓女慧菲与他过夜。《上海快车》因此融合了好莱坞的强奸模式和俘虏模式，强调了华人对西方人的性威胁。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瞎眼是男性去势的象征，而革命党首领用火钳烫伤一个德国鸦片商则意味着象征性的强暴占有之举。

《上海快车》的转折点是慧菲意外地复仇杀死了强奸她的革命党首领，从而解救了京沪快车上的“俘虏”，也完成了影片结尾处“上海百合”与英国医生的爱情梦。在复仇一场戏里，导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场面营造，将华裔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通过扑朔迷离的光影交错，重现了黄柳霜自《巴格达盗贼》（The Thief of Baghdad）（沃尔什[Raoul Walsh]执导，1924）之后所体现的阴险毒辣、深奥莫测的东方“龙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华人的性威胁一旦解除，《上海快车》即以好莱坞固有的白人之间的男女爱情大团圆结局。

回到《阎将军的苦茶》，中国军阀与白人女传教士之间的爱情则难以在常规的好莱坞模式中发展。影片开头，玫根初抵中国与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见，不期在兵荒马乱中落入阎将军的行宫。与《上海快车》中的革命党首领相反，阎将军虽倾心玫根却不强加己意。相反，他让玫根尽其福音传教的义务，自由活动于行宫中，在情感游戏之间证明了最终是谁感化了谁。由于玫根轻信阎将军之妾，使阎将军军事机密外露，军火列车被打劫一空，从此阎将军丧尽权势，众叛亲离。

有趣的是，随着阎将军权势的削弱，他在玫根眼里的“文明”程度则不断增加，从一个野蛮的刽子手渐渐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阎将军的变化在玫根的一场白日梦中充分体现出来。玫根先是梦见阎将军以毫无浪漫色彩的游侠形象出现，这游侠酷似当时在好莱坞盛行（1926-52年间共出品四十六部）的侦探片系列《陈查理探长》（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陈查理探长，随后阎将军又以一副狰狞的、色情的傅满洲的形象出现，追逐玫根不放，使她从梦中惊醒。阎将军在玫根的梦中扮演了好莱坞假设的华人男性的两个极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无性威胁的男子，如陈查理或早期的黄人；其二，阴险野蛮的恶魔，如傅满洲或1936-40年间影片《飞侠哥顿》（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无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梦既表达了好莱坞对华人男子形象二元对立的思维，也揭示了这种对立实际上来源于西方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向往异国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惧他者的威胁。与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阎将军既是性威胁又是性诱惑，等到片尾阎将军人去财空时，玫根宁愿留下来服侍阎将军。她穿上阎将军赠送的丝绸中装，跪在阎将军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为阎将军此时已服毒自杀，面带性征服异族女性胜利后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遗弃的行宫里哀叹人世苍凉，命运叵测。

《阎将军的苦茶》在一些细节上回应了《娇花溅血》，玫根身着丝绸中装与露西相仿，而阎将军的自杀更与黄人相似。从象征意义来看，这两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车》中革命党首领的遇刺——都证实了好莱坞叙事模式对华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征性“去势”的欲望，即从银幕上根本除去华人对西方女子的性威胁。不难想象，好莱坞从此很少再编织华人男性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马王子征服东方美女的演绎不尽的缠绵情爱（如本文第四节将述）。

三 《大地》：农妇土地与原始情感

马凯蒂推测《阎将军的苦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奇异、危险、混乱的地方”，为的是转移当年饱受经济萧条之害的美国观众的注意力6。这一推测也许言过其实，但数年后《大地》对中国灾荒和贫穷的渲染，的确可能给美国观众一种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而中国人却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美国观众的自豪感还可以来自他们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国农民像美国建国初期的拓荒者一样，本着对土地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灾人祸，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大地》改编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畅销小说，其中的基督教关联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国农妇勤劳勇敢的形象，被称为是美国电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华人形象（如鸦片病鬼、滑稽厨师、洗衣店员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阴险妖女和野蛮军阀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农妇欧兰历尽千辛万险，生儿育女，勤俭节约，默默地帮丈夫种田持家，在荒年也坚决不肯卖地，而宁愿沿途乞讨到南方，维护了立家的根本，最后又为丈夫纳妾安度晚年。影片结尾，欧兰悄然病死，丈夫望着窗外的桃树，缅怀妻子而感叹：“欧兰，你就是土地。”厄尔林（Richard Oehling）认为影片中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国才可以理解。厄尔林进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国农民的形象变得真实可爱，成功奠定了后来40年代战争片中中国农民形象的塑造。”7诚然，另一部改编自赛珍珠小说的影片《龙籽》（Dragon Seed）（康韦[Jack Conway]与比凯[Harold S. Bucquet]联合执导，1944）同样渲染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为了不让日兵收获粮食，他们自愿放火烧毁田园农庄，进山避难，让儿女加入游击队保卫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莱坞接受《上海快车》和《阎将军的苦茶》等片在中国屡遭抗议而禁演的教训，在《大地》拍摄时邀请中国官员预审剧本，到中国购买道具，又在洛杉矶动用众多华人自愿者参与摄制8。虽然中国官方对完成的影片不尽如意，但雷纳（Luise Rainer）扮演欧兰的成功，使她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奖。值得说明的是，时至40年代，好莱坞明文规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数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员为“扮黄脸”而化妆得奇形怪状，面目全非，丝毫谈不上甚么真实或美感。

四 《苏丝黄的世界》：白马王子与超俗爱情

到了放映《苏丝黄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黄脸”现象已经结束，女主角已由华人扮演。这部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的爱情片描写美国白人画家罗伯特到香港寻求自我，爱上苏丝黄小姐，克服种族、阶级和文化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丝第一次在轮渡遇见罗伯特即以不标准的英文宣称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处女”。罗伯特进入九龙城，街道两侧拥挤的货摊、行人和车辆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典型的杂乱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车》片头京沪快车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动物阻挡的景象，而时隔近三十年，两个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视野对第三世界落后的无奈。然而无奈并不等同无能，在《苏丝黄的世界》里，罗伯特即肩负起改变东方落后无知的责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发现“美琳”原来名叫苏丝，是当地颇负盛名的舞妓。泼辣、迷人的苏丝，在罗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为了拯救苏丝“堕落”的灵魂，罗伯特请苏丝作模特儿，挖掘她所体现的东方美，从而逐渐改变了她个人形象的艺术品味。

《苏丝黄的世界》依据东方主义的典型话语模式，让罗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视野重新解读“愚昧的”东方，创造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义。一天，罗伯特惊讶地发现苏丝穿了一套在街上买来的昂贵的欧式服装，责怪她“没有任何美感”，装扮得像“下贱的欧洲街头妓女”，进而将苏丝脱个半裸，在银幕上演了一出脱衣舞。讽刺的是，罗伯特从来不曾为苏丝作香港街头妓女的中国服饰提出异议。更讽刺的是，他让苏丝穿上他为她购买的中国古装行头，将她装扮成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公主”。这里，罗伯特重新“创造”东方，为的是强调自己的主体性：是他让西方的“艺术品味”在不知自身价值的东方女性身上“体现”出来。他将作为古装公主的苏丝绘入画中，从此创造出另一个比现实“更美”的苏丝，而丝毫不顾苏丝本人是否认同这种“美”的体现。

似乎单让罗伯特在艺术上“拯救”苏丝还不够，《苏丝黄的世界》又让罗伯特在影片高潮时演出了英雄救美的惊心动魄场面。苏丝与罗伯特同居后经常不辞而别，消失几天后才重返。心怀疑惑的罗伯特跟踪后发现原来苏丝有个私生子，寄养在山上的贫民窟里。适值香港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危及贫民窟。苏丝为救孩子，冲破警察的阻拦，冒雨奔向山腰。罗伯特紧跟其后，在钉蓬被洪水冲垮前救出苏丝，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结尾时，苏丝在庙宇烧香为孩子的亡灵超度，答应同罗伯特移居美国，因此满足了白马王子的心愿。如果说电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将来，那么苏丝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没有前途的将来。所以，作为第三世界贫困、落后的记忆标志，这位无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莱坞的超俗爱情故事里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因为影片要观众憧憬的是苏丝脱离第三世界后与白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与文化异同

如果说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在以上分析的电影中都以主流话语的形式出现，《花鼓歌舞》则通过华裔移民主动认同美国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现西方中心的无所不在。这部改编自畅销百老汇歌剧的电影全部由华人扮演，通过爱情三角的价值设计和两代移民的观念冲突，既赞美了孝顺、贤惠等传统中国美德，又支持华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现代文明的意愿。香港在影片中是美丽和她父亲非法移民的出发地，他们躲在船舱的木桶堆里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美丽自幼许配给他人，此行正是为践婚约。父女初到旧金山，人生地不熟，幸亏美丽灵机一动，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让有心人带见夫婿（一位开餐馆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倾心舞女琳达，而琳达又爱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绍美丽到吉姆的父亲家暂时居住，贤惠的美丽打动了吉姆恪守中国传统的父亲，使他有心为吉姆拉线，从而使吉姆陷入两难的三角恋。一次吉姆与琳达驱车郊游，琳达亲吻吉姆，让他享受“美国式的”爱情表示，但如同《苏丝黄的世界》中的罗伯特，内向的书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颇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仅掩盖了当年美国日益剧烈的种族冲突，抹煞历史，粉饰太平，而且还设计了一个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倾向中国传统美德的吉姆和美丽与沉溺西方物质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达终成眷属，表示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可以容纳各种趣味、各种理想。这一“融合”主题在另一首歌曲〈大杂碎〉中得以展示：美国社会就像美国人发明的中国菜“大杂碎”，蔬菜、肉类样样都有，而且味道不错。众人高唱〈大杂碎〉这首歌的场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为美国“新发现的”模范少数族群，华裔似乎避免冲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为好莱坞同化模式的最佳选择。

不可否认，《花鼓歌舞》中歌舞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莱坞自欺欺人的掩饰。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军阀混战时的中国，是暴力和危险的象征。唐人街这种恶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龙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诺[Michael Cimino]执导，1985）即将纽约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会垄断、暗杀成风地狱般的社区，唯有一位改姓“怀特”（White意指“白人”）、愿为美国越战战败而“复仇”的白人警探孤军奋斗，对唐人街开战。受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双重钳制，怀特先在一次餐馆枪战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强暴了美丽的华裔电视台女记者，进而肆意占用她的公寓进行反黑帮活动。怀特的行为再次证明“占有异国女人即占有异国土地”的殖民心态，只是《龙年》的异国就在纽约，而这“异国论”又进一步揭示，美国主流文化从未将唐人街视为美国本土社会的一部分。应该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国华裔社会已渐渐成熟，华人社团联名向好莱坞抗议影片辱华，逼使《龙年》在公映时不得不在片头加上“纯属虚构”之类欲盖弥彰的遁词。

六 《蝴蝶君》：性别迷阵与身份危机

对西方中心的神话进行最彻底颠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两条重迭的线索中发展：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战，二是东方主义话语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东方女子的爱情游戏。这里说“游戏”，是因为东西方之间犹疑不定的性别—政治迷阵的最终结局，是东方仍然是谜一样地不可思议，而西方到头来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却无情解构了自己。

影片开始，法国驻北京使馆外交官加利马尔在一次音乐会上被宋丽玲演唱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的美妙歌声感动，爱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动追求宋丽玲。宋丽玲不无嘲讽地提醒加利马尔，歌剧《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来的美，不一定被东方人所认同。这部歌剧赞颂一位日本女子因美军情人离别后哀诉其思念之情，数年后发现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杀，以完成一种坚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马尔无法从东方主义这种刻板的单向思维中自拔，自认是一位西方男子气十足的白马王子，理所当然地要征服才貌双全的东方美女。加利马尔几经周折后如愿以偿，占有了宋丽玲的身体，在文革中回法国后又惊喜地得知宋丽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为他生了个孩子。当他们离别多年在法国重逢后，加利马尔惊讶地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骗局，宋丽玲原来是中国间谍，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更惊人的是法庭宣布宋丽玲是位男性，丑闻公开后一时成为头条新闻。

其实，这一耸人听闻的间谍案取材于法国真实的故事，影片改编自黄哲伦的同名畅销舞台剧。彻底颠覆西方中心神话的高潮设在影片结尾，此时宋丽玲被法国驱逐出境，乘机回国，而加利马尔则在监狱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后在极端痛苦中自杀。加利马尔的自杀场景意韵深远。他一边用录音机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边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场，面对走廊上观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马尔，就是蝴蝶夫人。”然后用破碎的化妆镜片自尽，而不知就里的观众还在为他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加利马尔自杀表演时的诚恳自白揭示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美女最终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这个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东方，最后意识到这个终生期待的幻想不在异国，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马尔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终结的时刻：他不再幻想占有蝴蝶夫人（他原先占有的蝴蝶夫人宋丽玲早已无情地欺骗了他），因为此时此地他自己已经成为蝴蝶夫人（一个永远不会欺骗他的“她”）。

加利马尔一生所窃取的间谍情报中没有任何一条比他生命终结时所发现的事实更真实：东方主义的完美男人（白种人）和完美女人（东方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西方话语制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马尔死心塌地地按这种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极端而自恋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莱坞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绕了一大圈后回头颠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马尔）—东方美女（宋丽玲）—蝴蝶夫人（宋丽玲）—蝴蝶夫人（加利马尔）。换成性别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终不过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体性），西方中心内在的身份危机由此揭晓。

显然，影片《蝴蝶君》对西方中心的颠覆是从西方男性身体（自我中心）开始做起。苏内尔（Asuman Suner）认为，现代主义意义上的男性主体性表现在身体对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经历变化、变异后身体失控，男性就因边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体性也濒于崩溃，所以《蝴蝶君》不妨作为后现代的恐怖片来解读14。由此看来，加利马尔—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换性从根本上瓦解了东西两方和男女性别的界限，颠覆了西方冷战和东方主义的双重话语，对西方观众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构了“殖民女性”（既对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这一西方话语策略，出其不意地来一个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将后者作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质。颠覆的结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体性是危机重重的，靠幻想东方离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来充实自己向往扩张的殖民和占有的欲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对西方而言，东方终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象出的华人形象宋丽玲主动向西方中心交还了东方主义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东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剧美），但他（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西方所不愿面对的冷战事实：“背信弃义的”中国间谍和危机重重的西方主体。宋丽玲因此同时体现了西方视野中东方的迷人（爱情）和危险（死亡），二者合力摧毁了加利马尔（自大、自负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认，华人形象的这种双重性正是长期以来驱使好莱坞叙事欲望的一个动力：幻想他者，编造爱情，满足观众，扩张自我。在好莱坞的想象中，华人就像隐藏在奇观的面具背后谜一般的东方女人（华人男性因此必须女性化，从黄人到宋丽玲皆如此设计），既诱人销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这奇观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莱坞的虚构之一。面具背后并没有甚么隐藏的真实，因为这面具本身就是好莱坞的真实，或真实的好莱坞：一个奇观的造梦机器，不停地在种族、性别与政治的交错层面间虚构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很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叁’ 电影《喜福会》所表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怎样写，求指导

文化差异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当他们相遇之时会产生冲击、竞争及失落等反应。 文化差异可能由于宗教界别、种族群体、语言能力、政治立场、社会阶级、性别、民族主义、年龄代沟、文学修养、艺术认知、教育程度等之不同，而产生文化差异。
那么，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究竟应该怎样来表示呢？霍夫斯坦特从其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得出了以下描述各种文化差异的指标：
（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例如，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在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系也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进步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中国相对而言，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大大地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创造和员工在企业中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因而要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采纳“构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以及“为员工在工作当中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不断进步”这两项人本主义政策，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当中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才会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
（二）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防止的方法很多，例如提供更大的职业稳定性，订立更多的正规条令，不允许出现越轨的思想和行为，追求绝对真实的东西，努力获得专门的知识等等。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则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
例如，日本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日本，“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员工广泛参与的管理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终身雇佣制”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与此相反，美国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同样的人本主义政策在美国企业中则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日本推行良好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却几乎没有成效。中国与日本相似，也属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中国推行员工参与管理和增加职业稳定性的人本主义政策，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有效的。此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的工作。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
（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因而开展员工之间个人竞争，并对个人表现进行奖励，是有效的人本主义激励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应该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
（四）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
男性度与女性度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美国是男性度较强的国家，企业当中重大决策通常由高层做出，员工由于频繁地变换工作，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因而员工通常不会积极地参与管理。中国是一个女性度的社会，注重和谐和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入世的精神。正如我们上面的叙述，让员工积极参与管理的人本主义政策是可行的。
通过对上述文化四维度调查数据的分析，霍夫斯坦特证实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很难轻易被改变。文化差异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所产生的，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霍氏的各文化维度指标值中，可得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在同为东方文化圈的中国大陆、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也是较明显的。就如中日两国文化都是一种集体主义导向，但两种集体主义却有较大的不同。此外，除了民族、地域文化差异之外，不可否认，还有投资合作伙伴“公司文化”的风格差异。可以说，公司内文化差距越大，产生文化冲突与困惑的可能性与强度就会越来越大。
当然，文化差异的指标不会只有四个。但即使只考虑这四个文化差异指标，且认为每个指标也都只有两种情况，按照排列组合来分析，也可能有68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霍夫斯坦特的研究方法，和企业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相兼容。
（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 vs short term orientation）
第五个维度从对于世界各地的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义中找到，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500年；然而这一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

‘肆’ 英语作文 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区别

美国电影最大的特色就是商业气氛强但也不是不讲究艺术性,而中国电影是以艺术性为主,娱乐性及商业性要差一些

‘伍’ 从电影和音乐看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英语研究性学习报告）可以全用中文

电影折射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当今世界各种文化逐渐融合，但彼此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中西文化作为人类整体文化具有其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路径上确实存有诸多差别。本文将透过电影这一文化载体讨论中西文化间的一些差异。由此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优秀之处，并且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电影 文化差异

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载体，是反映了文化方方面面的一种媒介。电影很像一个容器，它可把人生中的各种滋味都纳入其中，作为现代人去表现对对过去日子的总结，对现在生活的理解，对未来发展的向往。

1．自由和民主——《勇敢的心》VS《英雄》
在课上看的由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勇敢的心》，这部摄于1995年的好莱坞电影，将公元十三世纪的苏格兰人民大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搬上银幕，以宏伟壮阔的气势为影片赢得了史诗巨片的称号。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苏格兰的山脉、森林和村庄，凄婉的风笛和苏格兰人民在贫困痛苦中发出的反抗的凄厉的呼号，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
片中主角华莱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他的心向着独立和自由，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败犹荣，不禁让人想到我国古代荆轲刺秦的故事，所谓的艺术大师张艺谋根据这一题材拍摄的电影《英雄》，虽然在票房上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他所表现的英雄到最后还是屈服于统治阶级。影片的主旨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是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是正确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所有英雄们的反秦活动都是愚昧的，无名在最后意识到了错误，甘心死于秦兵的乱箭下。与之不同，在《勇敢的心》中，统治者始终是小丑的身份出现，他们用各种见得人或者见不得人方式维持自己的政权和夸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人民永远都是他们的羊圈里的羊。所以电影中把权力阶级搞得比较猥琐是顺应人类发展的潮流的，杀死狗官都会让人觉得解恨，节日般庆祝。如同巴赫金所说的，“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更新和更替的节日。它同一切永恒化，一切完成和终结相敌对。它是面向永远无限的未来的。”
在《勇敢的心》中，残暴的英格兰国王杀了华莱士的父亲、哥哥、爱人。华莱士不是战争狂人，没有战争癖，他是被一步步逼成英雄的有。而在《英雄》中，无名、残剑、飘雪等人精心计划的刺秦变得毫无意义，刺秦之前那么多人做的那么多的事都变成了愚昧的人做的愚昧的事。我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课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车轮的推动者，而不是由仅仅几个大人物决定的。的确，在《勇敢的心》中有很多士兵征战的场面，还有华莱士独自出征被捕的镜头。但是，在《英雄》中，历史被几个大人物操纵着，其他小人物小百姓连扔块石子的机会都没有。什么是英雄？英雄不仅是指为了某种事业能够英勇死去的人。英雄还要有人格魅力，有魄力。华莱士算是个英雄，死之前还高呼自由，让人激愤万千。而《英雄》中无名也死了，但死之前他承认了错误，承认了自己不懂历史发展规律，但懂了之后又太迟了，按照法律秦始皇要杀他，一个所谓的英雄就这么窝囊的死去。

2．爱情观——《喜宴》透视婚姻与爱情
同性之爱也是爱情的一种，但它包含了更多的矛盾与冲突。近年来蜚声国际影坛的华人导演李安，在第78届奥斯卡上凭借这一题材的《断臂山》获得了最佳导演奖。在1993年他就导演了相同题材的一部电影——《喜宴》。
在《喜宴》中，李安就借助这个题材向我们展示了东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明显差异。电影一开始就介绍了旅美华人伟同在美国的纽约曼哈顿区生活，他和他的同性爱人西门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他们两人在早上亲密吻别，对于邻居的注视他们视而不见。但可以看到注视他们的人惊恐和鄙视的眼神。这就向我们展示了在美国文化背景下同志的生活环境，即便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也没有人来制止你的行为。但是反观中国的同志们，绝没有人敢毫无顾及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亲密”。这样的文化差异就给予后面影片的矛盾和碰撞展开了铺垫。
在电影里，作为伟同的父母，一对传统的中国老夫妇。表现出了东方的婚姻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于是伟同的父母不远万里来到了美国，要为他们儿子的终身大事“操心”了。为了应付伟同父母的这次行动，伟同决定和威威假结婚。故事发展到这里，文化的差异又开始了：在美国人的眼里，结婚是浪漫的事情，可是在中国人的眼里结婚是“面子”的事情。在中国领了结婚证还没有完全算是结婚，要摆了喜酒才是大功告成。本来以为按西方方式结婚就算完事的伟同，却因为父母需要“面子”只得按中国人的传统在美国举行一场婚宴。
伟同和威威婚后，威威怀孕了。西门知道后，和伟同发生了争执和冲突。在西门看来，作为自己爱人的伟同是不能也不应该和异性发生关系的，这是不道德的，是不可容忍的。而伟同却觉得只要他的心属于爱人就好。这就使电影到达了高潮，表现出东西方人爱情观的巨大差异。这不仅在《喜宴》里有所表达，在《魂断蓝桥》、《红与黑》、《简爱》等许多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里都有关于西方国家的爱情观的描述。也许这就是在不同文化熏陶下建立起来的思想，是无法轻易改变。
影片的结局是，伟同的父亲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而西门、伟同和威威决定共同生活。镜头在他们三人目送伟同父母离开结束，两个老人离去的背影成为他们三人心中的痛。电影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空间。当我们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父母在不远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勿管他人瓦上霜，只扫自家门前雪”许多这样充满了“仁义”与“自私”的矛盾的道德教育里生活了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文化？如何看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着的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热情歌颂的爱？

3．道德观念——婚外恋之《一声叹息》&《廊桥遗梦》
道德一词在我国古代的解释是：“道” ，即道路，引伸为原则、规范、规律、道理的意义。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德”，就是实行某种原则，心中有所得。按庄子的理解，“物得以生为之德”，强调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在古代中国，这种建立在内心规则、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理解，体现了对道德的形而上思考。但是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的思考失却了主导社会的机会。在儒家，虽然其道德思考具有某种程度的形上性，但其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家庭人伦出发的，再加上其道德实践中注重人伦之“礼”，因此，儒家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注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
与此不同，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要么对人进行类的抽象，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个体作“超越的突破”，将上帝作为个体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标。因此与古代中国以儒家道德为主体的伦理性道德不同，西方的道德是建构在对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这种缺乏以家庭为背景的人伦之理的道德，形成了与中国伦理性道德的明显分野，也构成了西方道德的实质和核心，是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的原始动力，也是解释现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主流和种种社会矛盾的最本源性的、最权威的典章。
传统的伦理精神会不自觉渗透，在中国，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一声叹息》中表达的是应该保持传统的婚姻家庭，即使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基础，婚姻当中还是应该由亲情和责任占主导地位。虽然该片没有对当事人作任何评判，只是尽可能客观地讲述，但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苦口婆心劝戒观众，表现婚外恋的累与苦，结局处更像是在警告：婚外恋这东西只要一沾上，就是没完没了。而西方人崇尚自我，以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为发端，西方的艺术作品并不回避人的欲望和本能。《廊桥遗梦》描写的也是婚外恋，男女主角四天的恋情被描绘得甜蜜美满、充满激情，两人长久的相思以及心灵上的痛苦构成了艺术上凄凉的美、古典式的悲剧美，使得《廊桥遗梦》带有古典浪漫主义的味道。《廊桥遗梦》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在一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已婚男女短暂的共同生活也变得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已婚男女爱异性的自由的，是可理解的，是有权力的。虽然两部影片都以主人公回归家庭作为结局，但是观众还是可以看出在中西方道德观念的影响作用下两者对婚外恋的态度是有差异的。

电影就像一个世界文化的大熔炉，仅仅通过对这几部电影的粗浅探讨虽然还远不能深刻地反映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是电影的直观性及其文化效应使得它具有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文化价值。
中西音乐文化比较
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随着民族、地域的差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像不同语言之间语法、词汇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音乐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这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
前人定义音乐的形式是音乐活动在其无数次重复后所逐渐形成的技巧、结构、程序和模式，是音乐艺术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而文化，则决定着生命是以何种方式，遵循着何种轨迹进行运作并做出物化表现的。因而要想使音乐充分展示出其固有的活力，只有借助文化这一艺术原创力的冲击才有可能。
越是高度发展的音乐，我们就越是有必要将其与最初创造它的文化、生命相接通，本文就仅从中西音乐的调式、织体和节奏等方面的细节特征，来探视一下它们与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层联系。
一、中西音乐调式的差异
专业术语：“西方音乐体系调式构成的基础是四音音列。包含两个全音音程和一个半音音程，有3种不同样式的四音音列。由这3种不同的四音音列可组成12个调式，这些调式被称为“中古调式”或“教会调式”。后来，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专业音乐创作和民间音乐中爱奥尼亚调式、利底亚调式和混合利底亚调式逐渐合为一组，演变为自然大调，伊奥利亚调式、弗利及亚调式和多利亚调式也逐渐合为一组，演变为自然小调。并由于自然大、小调相互渗透，又逐渐形成了和声大、小调，旋律大、小调。”
“而中国音乐的调式构成的本质和特征是五声性，其构成的核心是三音小组。这三音小组共分两类，第一类由大二度和小三度构成，第二类则由两个大二度构成。第一类三音小组在这个音乐体系中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是它所特有的。此类三音小组又分为两种，第一种的结构是小三度在上方，大二度在下方，第二种恰好相反。由这两种三音小组进行不同方式的组合，可构成宫、商、角、徵、羽五种五声调式。”
这两种调式比较而言，五声体系和七声体系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者比较单纯、质朴、简洁，后者比较复杂、丰富、精致；前者适合于表现明朗、刚劲、粗犷的风格，后者适合于表现细腻、婉曲、华丽的色彩。但这个差别仅仅具有风格上的意义，而不具有判别高下、优劣的能力。复杂的、精致的不一定就好，就先进；简单的、质朴的不一定就差，就落后。然而，中国古代并非没有七声音列，自先秦起，中国即有许多乐器（如古琴、古筝等）能够演奏七声音列。甚至连十二音音列也已经早在先秦即已出现，比西方的十二音体系要早1800多年。就是说，在中国音乐活动中很早就已出现七声音列和十二音音列，但中国音乐并没有选择它们，而是选择了五声体系。
而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相反的倾向：疏旷、单纯、简洁和明快。中国人不喜欢拐弯抹角，不喜欢繁琐论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艺术上，他们都尽可能的直截了当，追求顿悟见性，洞察本质，总是力求用最少的文字来表达最多的内容，以最少的笔墨来制造最动人的韵味。返朴归真，确实是中国人生活的最高旨趣，也是中国人艺术的最高旨趣。
西方人之所以追求细致、缜密，中国人则追求简朴、单纯，是因为这两种倾向各有其不同的文化本体，因而形成不同的功能张力。简单地说，西方文化是以知识为本体，中国文化是以生命为本体；西方艺术的功能张力是娱人，中国艺术的功能张力是娱已。比如学术研究，西方是重在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因为他们的成果是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有待于对方（读者）的被说服，并且只有在其成果被验证、读者被说服中才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中国学术所重的则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和洞察的深度，所以它往往只是写出思考的结果、问题的结论，而很少去作逻辑的推理或事实的论证这些中间过程。中国哲学始终以语录体形式着述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在中国学者看来，他只要把自己所体认到的东西写出来就够了，他不需要说服读者。中国学者对读者当然也有自己的期望，但这期望不是被说服，而是能引发他们作同样的体验和感悟。而且，尽管有期望，却并不执着，也不勉强，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学术着述本身就是自得、自足的。重视证明，追求说服力，所以西方人的思维趋于细致、缜密；而着眼个人的领悟，内心的会意，则自然趋向于简朴、单纯。中国音乐之所以没有选择七声音列和十二音音列，而独独选中了五声系列，应该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底蕴和美学追求。
二、中西音乐织体的差异
专业术语：“所谓织体，是指多声部乐曲的旋律得以组织搭配的方法或规律。织体二字是纺织体型的缩写。纺织体是纵横（经纬）结合的结构，借用这个名词是说明音乐的写作既有纵向的结合，又有横向的结合，还有纵横综合关系的结合。一般地说，强调横向的结合是复调音乐的写法，强调纵向的结合则是主调音乐的写法；前者是以横向伸展为主的线性思维，后者是以纵向配合为主的网状立体思维。”
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倾向于纵向的立体思维，即特别注重主调旋律与其它声部的和声关系。与之不同，中国音乐体系在织体思维方面则表现为横线性，即注重各声部旋律自身的横向性线型展开。中国音乐中绝大部分均为单声部，其织体与旋律是重合的，其织体就是旋律仅仅作单声部的横向展开。
所以，在西方音乐中，主调音乐体系占有绝对的优势，构成西方音乐体系的主干。在其音乐体系中，音乐的织体思维主要是以纵向和声为主的网状立体性的织体思维。中国则是单纯的横线性织体思维。中国音乐的织体之所以会向横向的线型思维发展，而没有向纵向的和声思维发展，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中西音乐织体不同的更为深刻的原因，似乎还是在文化精神之中，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美学传统之中。大致说来，西方文化是空间型的，而中国文化是时间型的。唯其是空间的，所以是固定的，有边界的，因而可以分解，也可以组合；西方的科学型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其是时间的，所以是整体的，流动的，无边界的，因而是不可分解、也不可组合的；中国的审美型文化则建筑在这一根基之上。西方文化着眼于空间性，故而其艺术必然以实体的块面为基本的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艺术的雕塑感、立体感、体积感。西方绘画的重视透视，重视明暗，重视色块就是最好的证明。与之相应，西方音乐也就尤其重视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立体状织体思维，着力追求绵密厚实、紧凑和谐的富有块面感的音响效果。
中国文化则着眼于时间性，故而其艺术自然以游动的线条为基本的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艺术的节律感、深邃感和虚灵感。中国音乐也格外重视单线延伸、蜿蜒游动的横线型织体思维，努力追求单纯婉曲、深邃渺远的富有韵律感的音响效果。同样是时间的、动态的艺术，但总体上，西洋音乐是将乐曲的音响（织体）块面化、立体化，体现了西方文化将时间过程空间化的倾向。因其块面（织体）化、立体化，故西方音乐多有“汹涌”之势，而少“游行”之迹。中国音乐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时间性特征，使空间的形态时间化。中国音乐的最高旨趣不在音响的浑厚、结实，而是旋律在线型游动时所作的起伏、强弱、虚实、迟速等方面的变化所生的节律感。所以，中国音乐很少作大规模的合奏，故不要求各样乐器之间的紧密配合；即使偶有合奏，也总是小范围的，且合奏时也尽量挪出空来让有特色的乐器独奏或轮奏。
三、中西音乐节奏的差异
专业术语：“节奏是各音在进行时的长短关系和强弱关系，是旋律在进行时的自身律动。由于不同高低的音同时也是不同长短和不同强弱的音，音乐的节奏有两种类型，一是均分律动，二是非均分律动。均分律动的时位感是均匀规则的，就是“有板有眼”的，它可以打出拍子来。非均分律动的时位感则是不规则、不均匀的，用常用术语说就是“无板无眼”，它不能打出拍子来，现代音乐上往往称之为“散板”。在前一类均分律动中，则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弱拍有规则地、可称之为“功能性均分律动”；一种是虽也有强弱拍的循环往复，但不受小节线的限制，可称为“非功能性均分律动”。
在西方音乐中的节奏几乎全部是“功能性均分律动”型的。在这个节奏体系中，几乎完全不用散板，强弱拍的交替极有规则而且均匀，强弱的幅度变化也十分明显，而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所以，西方音乐的节奏感特别强，因为它是强弱拍的极有规则的重复更替。
中国音乐也运用“功能性均分律动”，也有均匀、规则的强弱拍安排，但中国音乐常常又加入其它的变化性节奏，使乐曲的节奏更自由，更富变化。中国音乐中的节奏是随着音乐表现的需要由创作者自主决定的，在创作之前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一定要往上套。
实际上，中西音乐节奏的弹性与刚性之差异，还和哲学上的重自然与重人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刚性节奏是折线型的，其轨迹挺直而且有棱角；弹性节奏则是曲线型的，其轨迹柔和而且袁婉。前者是重视人为，以人力改造自然的结果，后者则是尊重自然，人力顺其自然的结果；前者与追求知识，注重区别相一致，后者则同追求生命，注重联系相一致。西方文化就是一个刚性模式，它倾向于将时间的过程空间化，人为地分出界线，定出规则，划出等量的段落；中国文化则为一弹性模式，倾向于将空间的状态时间化，强调整体，注意联络，追求变化，尤其注重不规则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式的美学原则。
如今，随着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中西方音乐也会彼此取长补短，以更好地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加美妙的视听文化。

‘陆’ 从电影《喜福会》看中美文化差异，英语论文，有写过的人吗，希望能帮助我一下，谢谢。

这个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joy” or “join” ---- culture shock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joy luck of club is the title of this novel. It is also held by Suyuan, Jingmei’s mother, to gather 4 families immigrated to America in 1949. What is the purpose of holding such a party each week? The answer is to be joyful as the name of party------ the joy luck club. 4 old ladies always play maijiang and tell funny stories in the party. Everyone here tries his or her best to pretend to be happy. However, deeply inside their hearts, all of them have their own sorrows.
What makes them unhappy? Those pains are caused not only by their lives in old China but also by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America-born daughters. So I think the name of the book is ironic.
How come daughters do not understand their mothers? It is caused by culture shock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3 obedience and 4 virtues” vs. Indivial freedom
In Chinese tradition, wives must follow her own parents, husbands and parents-in-low.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have their own idea and have no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life. If they do not obey the rules, they will be considered to be a bad woman. This point is shown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4 mothers’ sad lives in old China. Although they have escaped from China, they also have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However, in America, children have equal rights with their parents. They can choose their own life in the way of they lik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American-born daughters cannot like the way of their mothers ecate them.
Take Waverly for example. Lindo asks her daughter to play chess and take part in a contest. After winning the game, Lindo boasts her daughter’s prize to others. Waverly can not understand this way and even hate this. She wrangles with her mother. In her view, it is her own honor. And it is none business of her mother. She asks her mother that if she wants to show off, wins the game by herself.
Mothers would like a daughter to obey their wills while daughters would like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Criticism Vs. Encouragement
Chinese parents express their love to children through criticism. On the contrary, the American people show affection through encouragement.
For example, Suyuan always compares her daughter Jingmei with Waverly. She always puts out Jingmei’s bad points. These things make jingmei unhappy. She believes that her mother wants to control her and likes Waverly more than her. In order to show resistance to her mother, she decides not to play the piano that her mother tries her best to let her learn.
Suyuan wants her daughter to became a swan, which represents her hope. She left from
China for seeking a better way to live and finding a new lifestyle for women. She intent to let her daughter have been respected by others instead of being a Chinese traditional woman. However she fails. The failure is indic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When su yuan arrived in America the immigration officials pulls her swan away from her, leaving the women fluttering her arms and with only one swan feather for a memory.
It is a tragedy to Jingmei as she really has a talent for playing the piano. She does not realize it until her mother died. The treason for this tragedy is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2 generations in different cultures.
Chinese vs. English
The linguistic barrier exists between each mother and their children. The children alsys complains their mothers’ bad English mixed with Chinese words. They think their mothers are stupid while mothers think children know nothing. It shows that there is lack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2 generations.
All of these show culture shock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t the end of the book, this situation is changed. Jingmei can understand her mother’s love; Lindo accepts Waverly’s husband who is a foreigner that she dislikes; Lena approves her value to her American husband after her mother’s advice… daughters starts to understand their mothers and the west can understand the east.
Now I realize another meaning of the joy luck club. “Joy” stands for “join” It is a link between the 2 generations. In the party daughters and mothers have meals and communicate together. It is also the link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Mothers show Chinese dishes here and play Chinese traditional game---- maijiang. And all different colors friends gather here. It signs conciliatory of these 2 cultures.

‘柒’ 观看电影《刮痧》，基于你对影片的理解对比分析中美文化价值观。建议使用Hofstede的文化价值维度

1: Power Distance: The US and China are differnent. In the movie, you could see that Datong show more respects to his boss. He hit his son in front of his boss to give his boss face.
2. Uncertainty Avoidance: American has higher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the China has 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 the court, the judge doesn't accept the uncertain answers. As the judge said," show me states". Becuase Americans don't know about what is Gua Sha. They don't try to understand and listen Datong's explanations. Americans just approves the facts and prooves.

3, indivialism： American is more indivial than Chinese. In the movie, you can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 and father, Datong and his boss. American treats the kid indivially. So the Chind Protection Association tries to protect the child from abusing. However, for Chinese, Child should live with parents.
4. masculinity: In the court, Datong said that he did Guasha for his son, but that's not true. At this part, Datong showed his masculinity. Becuase he is a man, he has to protect his father. He has to undertake all of responsibilities.

‘捌’ 关于电影文化差异的英语作文

there are larg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film. for example, the concept of fac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n asian culture is almost always present in Chinese movies, and things which are said outright in american film are often supposed to be understood in Chinese film.

the portrayal of women is different. despite the fact that communism was supposed to bring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 to China there are still deeply ingrained gender stereotypes that are present in Chinese films. This is true in american film as well, but less so.

Family is often a much more fundamental part of life in China than it is in America therefore it often represents a much bigger part of chinese films. Though this is less true now, a lot of Chinese films seem, well corny to western viewers, the acting seems hammish.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at in China much film content is strictly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making so what is portrayed is not always what would have been portrayed it if it was totally up to the film m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