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应该如何适应新时代

Ⅰ 你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中国电影市场正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那些以小鲜肉为主导的电影开始淡出银幕，那些老戏骨们用他们精湛的表演越辣越吸引观众，而且可喜的是，不管因为什么，很多电影中都出现了老戏骨提携后辈的事迹，这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发展。充分挖掘该系列在内地的商业价值。同时，THC也将和承华传媒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助力HCH主控华语片的全球推广发行，让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世界。而承华传媒与IG的合作方式则是成立合资公司深耕内地影视市场，圈内知名的花儿影视也宣布加盟其中。

中国电影行业现在是进入一个理性和健康增长通道，上座率提升让影院盈利走高，并快速拉动利润增长。观众需求偏好趋于理性，明星流量和IP逐步弱化，这将逼着导演和制片人提高电影的制作水平提高和电影的作品质量。明星成本降低进而推动电影企业盈利，越来越多有想法的优秀演员加入导演的行列。而这对那些胡乱拍的导演则更是一种警醒。

Ⅱ 当今电影应该如何创新

如今，随着电影工业的完善和新时代观众审美能力的提高，人为横亘在政治、商业、艺术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之间的边界正在消融和模糊，越来越多的影片呈现出类型杂糅、艺术和商业并重的融通趋势：一方面，传统的主旋律电影日益商业化和大众化；另一方面，艺术和商业电影越来越主流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姿态。而这类将主流价值类型化表达并受到市场欢迎的影片被称为主流大片。
如今，中国主流大片逐渐找准了自身的美学尺度和历史坐标定位，能够以更成熟、更智慧的创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同时在主流价值观和商业竞争力上能保持一定的平衡，但走出国门依然任重道远。目前，主流大片在主题和类型上主要侧重于表现爱国主义的军事动作片，还需要在爱情、歌舞、伦理、体育、传记等多种类型上进行拓展，通过对正义、和平、自由、平等、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精神的传达来承载国家意志、传递中国精神。

Ⅲ 如何提升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在资本的裹挟之下，其创作层面不断遭遇价值观和艺术性危机，核心竞争力亟待加强。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语境下，中国电影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使命更为迫切，而坚守文化自信，则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

当下，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如机构改革以及主管部门的诸多措施，都在这一方面进行着调整，从文化主张这个根本层面入手来解决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其次，国产影片在文化表达层面不能墨守成规、抱守残缺，应当注重中华优秀文化的现代化解读、国际级呈现与世界级制造。这方面成功的个案已有很多，如《红海行动》中的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主流价值观与高科技战争类型对接，以及对人物立体性和人性丰富性的书写，摒弃了对“高大全”和“伟光正”式的人物刻画，在保证影片社会效益的同时充分实现经济效益。这便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Ⅳ 中国电影今后应当朝怎样的道路发展，才能在世界电影中占主要地位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问题不能脱离世界电影的发展水平(包括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明显的是，影视技术的传播壁垒几乎不存在。电影自诞生以来，在制作方式、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三个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迅速和相当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既取决于电影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否具有较高的自觉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电影从诞生之初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一部电影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走向完善、艺术创造趋于完美以及这两者不断地相互促进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迅猛发展的数字化进程所造成的影视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更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这一精神完全适用于讨论电影的产业发展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从电影的概念问题入手。也就说，新的形势之下，特别是从数字技术可能造成的媒介产业重组的前景展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格局，必须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理解和界定之上。
当然，讨论概念对于不少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习惯于舞文弄墨之士，或者乐于沉浸在声音与光影世界中流连忘返的人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对于那些办实事儿及乐于思考者，则另当别论。但是，现在的事情显然已经发展到我们不得不咬文嚼字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到了俗语所说的“老鼠钻到了碗架柜，口口咬瓷儿(词儿)”的地步了。这件事情倒是从某一个角度验证了先贤和“后贤”们的告诫和提示。
《论语•子路第十三》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海德格尔曾指出：“言词和语言不是把事物包装起来为写作者和说话者的交流服务的包装材料。事物只有在言词和语言中，才首次进入了存在并存在起来。因此闲聊、口号和废话中语言的误用，破坏了我们和事物的本真的关系。”“语言大面积地迅速荒疏，这不仅在一切语言运用中掏空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而且，语言的荒疏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
孔子的话和海德格尔的话是相通的。但是，他们的话却并没有引起后世人们的充分注意和重视。即使是《圣经》中的“圣训”，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少警觉。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经》中的这句名言看起来是很神的，主要是其中的“道”字，是一个中国的古词儿，很难解释清楚。但是，一看英译，含义立刻就清楚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圣经》的英文直译可谓泄露了天机。直译的结果是：“一开始就是词，词与神同在，词就是神。”
《圣经》中坚定明确而又语重心长的神谕并没有让多少人开悟。别是文艺界的人士，包括研究之士，恐怕要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按照“先贤”和“后贤”的思考方式和办事儿原则，我们要讨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态势，就一定要首先为电影正名，即“必也正乎名”。此即所谓“一开始就是词”，这个词就是电影。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人们对电影这个词儿的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直至现在仍然有些糊涂，但是现在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电影的成一定规模的传播必须有一个公共场所。1895年12月28日，路易•卢米埃尔与其兄长奥古斯都•卢米埃尔用一台被称之为“活动电影机”的设备在巴黎卡布大街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开售票，公映了他们的第一批影片，其中包括《工厂大门》、《火车进站》、《水浇园丁》等。这一天后来被电影史家确定为电影的诞生日。这种放映活动被推广的后果是，专门用来放映电影的场所产生了，这就是电影院。此后，尽管确实存在着电影的个人化播放，人们还是不假思索地把电影同它的大规模的播放场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在这个场所播放的电影称之为电影。人们这样做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电影的经济回收和盈利主要靠电影院的销售活动。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会继续发生变化。这里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在电影院里播放的电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致有三大类、故事片、纪录片和美术片。目前国内的电影院大体上只剩下了一类，即故事片。纪录片和动画片的播放只是一种零星的行为。今天，我们既可以说纪录片已经沦落为电视节目了，也可以说纪录片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和播放形式。但是似乎没有人说纪录片已经消亡了，却有人在谈论电影(即故事片)的死亡。
有了电视以后，人们从来都不认为在电视中播放的电视节目也是电影，哪怕播放的是电视剧。尽管看起来，真正的电视节目大概只有一种，这就是现场直播(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就是直播电视剧)节目。直到电影(无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变得可以在电视上播放了(或者通过无线远程传播或者通过录像机、VCD机等)，乃至直接为了在电视上播放的目的而拍摄所谓“电视电影”(无论是用胶片、磁带，或数字化材料拍的)的时候，人们还是没有产生这种认识。人们自然会找出种种理由认为电视电影不是电影，哪怕是在这些理由变得越来越少了的时候，变得越来越不成为理由的时候，除了少数人之外，人们几乎是非常不情愿地接受这种认识。主要的原因，除了面对种种新的情况熟视无睹以外，不是认真地思考电影的概念问题，而是把电影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传播途径，同电影本身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严格地固守电影的“影院电影”的历史界定：“只有在电影院中观看电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看电影”这样一种相当传统的观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有人甚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数码加入进来以后，传统的电影还叫电影么？”
现在的问题是，任何狭隘的电影观念都会影响我们对于中国电影现状及未来的客观估计和展望了。
中国电影有七大“怪”现象。其中之四是大力进行电视电影的拍摄：“电视电影的发展导致大家倾向于低成本运作，难以制作出精品。观众习惯了看电视电影后，就不会再走进影院看电影。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影法规和电影基础设施达不到要求而退而求其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显然没有从如何调节电视电影和影院电影之间关系(诸如比例分配等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不是把中国电视电影的发展看成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方面，看成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了中国广大电影观众对于电影的需求的结果，而是看成了挤压中国影院电影发展的一个应予纠正的失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就是，电视电影确实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影院电影的功能。一定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的：“由于卫星传播和有线频道的发展，美国电影在欧洲电视播放的电影中也占有了70%。”由此可见，在中国电影现有生产量的状况下，保持一定规模的电视电影的创作和生产，不失为满足广大观众在电视中看到电影的需求的一种可行办法。
结论是坚定不移的：“新科技的物质条件，不管电影人情不情愿，都将彻底地将电影改头换面。下个世纪的电影很可能没有胶卷、没有影棚、没有布景、没有放映机、没有影院。电影将化身在有无线电视、私电视与公电视(机场、酒吧….)、网络电视、手机、电子书页、个人资料簿(PDA)、网际网络、电玩与多媒体、甚至足球场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之中。从生产(数字生产、虚拟影像)到行销(跨媒体整合行销)、到消费或重组再消费(影像单位化、数据库化与重拼贴化)，电影都将走出旧世界。”
虽然某些方面并不完同，但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的展望必须不失时机地建立在对于电影的新的与时俱进的理解和界定之上。事态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证实了在大约五六年以前对电影做出的界定：“可以配有声音效果并具有画面性质的活动影像。”进一步的证实还有待于对事态发展的继续观察(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前瞻的眼光)。也就是说，电影不仅必须而且一定会成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虽然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一定要把电视剧乃至电视节目也包括到电影之中的地步。眼下虽不急于收编，但是应该想到，将来一定会出现把这两者当成同类产品的不同规格的品种来加以对待的局面。下述统计表述是意味深长的：“1998年美国的第一大出口行业既不是飞机制造业、也不是农业，而是影视和音像出版业，出口总收入达600亿美元；美国视听产业(影视和音像)在国民经济中的排位已有1985年的第11位跃居到第6位；在录像市场上，美国1997年金录像租赁收入就达96亿美元”。从中国电影发展态势的角度来看，从现在开始，预算一部影片的投入和产出，不仅必须考虑到它在影院和“影厅”中的放映情况，而且还需要同时考虑到它在电视中的播放情况(包括排映和点播)，以及光盘、像带的销售情况。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还要建立在确保上述种种考虑的有效性的保障体系的存在之上。既然“在美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电视播映、音像制品和其他副产品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5%左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称这些收入为“后电影市场”开发呢？这些难道不是题中应有之意吗？在我看来，有了这样电影观念，才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观念对于全方位地同时又是布局合理地发展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很有益处的，我们可能就不会杞人忧天地发出电影的“生存还是死亡”的无谓天问了。
从这样的观点和角度(即所谓行业混淆confusion或产业重组)来看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发展态势与格局，2001年12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的成立，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特别是它统一考虑中国电影和电视发展战略的眼光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虽然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扑朔迷离，其间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和难以把握的机会，但是却让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在这情况下，高度的自觉性和清醒的意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
我们能够看到，在为中国电影的发展献计献策和“开药方”的热潮中，“全球化”和“产业化”可以说是两个使用频率最高的用语。应对全球化和实现产业化甚至被某些人当成拯救中国电影的前所未有的契机和良方。在这情况下，现代影视技术的革命性的力量以及所必然带来的要求即“产业重组”和观念更新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尽管计算机、互联网(包括无线、宽带及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但是这一新兴媒体技术及产业对传统媒体产业及其观念的(如报刊业、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的冲击才初见端倪。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转变观念，在全球化和产业化的基础之上，认真地面对和贴近中国的现实，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仍然是来得及的。但有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及时加以改变。就像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曾经批评某些人“言必称希腊”那样，我们现在也到了对讨论中国电影发展模式“言必称好莱坞”的倾向给以一定质疑的时候了。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点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在少数，但电影产业发展到好莱坞的程度，在全世界可谓绝无仅有。其实，在产业重组的过程中，好莱坞也不是铁板一块。由此可见，好莱坞并不是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电影的普遍道路。更不必说它应当受到批评和抵制(或者说需要检讨的)诸多方面了：“近年来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贪得无厌地追求视听奇观性，电影题材越来越变本加厉地脱离人们的现实体验和现实生存，无论是故事或是视听造型都越来越缺乏人文意蕴，越来越强调表像刺激，玩弄技术、玩弄奇观的倾向正在将电影带向一条远离真实、远离性情的道路……”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某一文化行业的产业化及其国际化程度，肯定有一个由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诸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历史性进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毕其功于一役。设想一个正在调动一切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去打造和发展国际化、跨行业的本国电影的“航母”，无异于天方夜谭。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情况可能反而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有启示意义：影院电影业大幅度滑坡、重振乏力，在这方面，即使实现了中国电影的所谓“产业化转型”，似乎也看不到与好莱坞电影打拼的乐观前景，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倒是产业化程度不如电影的电视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未现明显减弱的趋势；电子图书和数字图书馆虽在大力建设、不断发展，目前还看不到印刷图书业迅速萎缩的迹象(尽管这种情况根本无法同过去相比)。与此同时，电影在其各种制作方式、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特别是后两个方面)的比例分配方面正在进行着的正是可能造成剧烈变动、重组的积累和酝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电视系统的终端和网络系统的终端将要合一的传播技术前景，虽然尚需时日，但肯定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对现行电视业和影院电影业包括运作方式在内的各个方面都造成巨大冲击。数字化进程及其技术保障的进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也就是说，决不能把这些重要的进展看成是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对待。据有关人士透露，到2002年底广电总局已经建设完成国家光缆干线网3.9万公里，省级光缆干线电视网超过11万公里，市级以下光缆传输网超过了30多万公里，可连通2000多个县级网、1000多个企业网、3000多个社区，全国光缆总长超过300万公里，并在东南沿海省份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联网。据说，广电总局已决定全力推动有线网的商用，目前正在按计划、分步骤进行，并将对有线传输网进行双向改造，推出节目传输、带宽出租、广电在线门户网站、数字电视、电视短信、可视电话、手机电视等业务。
无论形势发展到何种地步，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每一种传统传播的方式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戏剧上演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继续上演(哪怕是在文化政策保护之下)。影院电影只上演了一百年，决不会轻易就死掉。在整个电影的播放系统中“寥若晨星”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影院电影的确会越来越少，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想一想电影的“黄金时代”正是电影的视听质量都不怎么令人满意的时代，就会明白这一点。试图通过保证电影视听效果的高品质来振兴或恢复“影院电影时代”的昔日辉煌(将近年300亿人次的影院观影量)，看来是没有什指望了。或许“厅电影”会越来越多，就像城市里的超市一样星罗棋布。但相当数量的电影拍完之后很快或立即就成为“电视节目”的情况将成为一种常规状况。
特别是，当技术的发展到了能够在电视中(或电影厅的一个终端中)真正点播电影(当然也会包括一切电视节目，在数字化的条件下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一想下述情况。目前国内的电视剧生产和创作形势仍然未明显减弱其繁荣景象。这种情况表明，对电视剧的观看，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拿吃饭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观赏电视剧已经成了人们的精神食量的“正餐”。在新的情况下把看电影(不论以何种方式看)当成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中的正餐或主要零食并不是一种奢望。正在拟议中的收费电视频道的启动，电影难道不是被作为这些频道资源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吗？
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态势的这种设想，将会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需要依次解决的既有关于技术方面的，也有关于制度法规方面的，更有理论研究与批评方面的。例如，建立不同级别的节目源站点，进行各种节目的大规模的收集、分类、整理和数字化。其中包括传输方面的建设，目的是便于检索、搜索和点播。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收费定量(实际上是计费)问题、电影界定的再确认及科学分类问题都会顺理成章地提出来。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的、有利于中国电影健康发展的电影、电视法律法规体系也会成为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反对收费的观点将会被证明是非常短视的，而采用收费就一定要研究科学的计费办法。
按照设想，今后的电影(特别是电影在被数字化以后)可能会被分成三个大的类别，叙事片算一大类，资料片算一大类，还有一类就是论述片。把documentary由原来的纪录片改译成资料片，翻译成文献片也无妨，只是一定不要翻再译成纪录片了。认为，不管是谁，把documentary译成纪录片，都是一个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的历史性错误(哪怕是有历史原因的)。误译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造成如此严重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在新的理解之下，电视剧和电视节目都只不过是电影的一种形态或一种类型而已。
电视剧和电影一样，作品的形态和特征都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现存条件密切相关。虽然这一观念已基本上被国内外的学术界所认同，但真要具体地指出一部作品的哪些特点与政治相关，哪些特点与经济相关，哪些特点与文化相关，哪些特点与技术相关，又并非易事。甚至应该说是一个难度较高的问题。因为，这些特点并不是现成地或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等待着我们去挑拣和拾取。所以，这种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相当缺乏的。我们知道，与理论相比，批评更侧重于对具体作品的特征描述、技巧分析和价值评估。但是，在准确的描述、分析和恰当的评估中，离开了对产生特征、技巧和价值的那些条件的关注和考虑，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在观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我们对片中人物的表现已经失去了耐心，但是我们仍然在关心着她或他的命运，是否继续观看，需要我们在“失去耐心”和“关心命运”这两者之间进行一定的权衡。当前者超过了后者，就是放弃继续观赏，当后者超过了前者，就是继续观赏。但来浏览技术的条件下，这种权衡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观众可随意地放弃中间阶段的观赏，而只是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或有关的段落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艺术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它过去曾经有过但已几乎丧失殆尽的尊严。黑格尔等人关于艺术的并不乐观的设想也将变得根据不足了。影视作品的数字化保存技术，及在大范围内可以流通和检索的技术(包括作品的语言的语种可随意选择)，将有可能使得人们对于“艺匠”作品的需求几乎降至最低。相反，对于真正艺术作品的需求会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理论的贬值也将成为过去，恢复其崇高的威望。电影教育在整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也将会获得其应有的位置。电影这种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在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形态，作为二十世纪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应该在全民教育中获得应有的和合理的位置。从而确保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影视文化是其主体)在全民教育的内容配置方面，保持一种均衡的发展态势和合理的格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电影教育才刚刚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让电影成为“教科书”，既不是对中国电影的诅咒，也不是中国电影人的梦魇。而发展中国电影教育的双重后果必然是，为中国电影培育出一大批高质量、高品位电影需求者，进而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代新的创作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Ⅳ 中国电影要怎样改革

第一，建构既能满足中国观众精神需求又能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通用体系”。我们知道，好莱坞一直“避讳”自己的“美国电影”身份，总是愿意宣称为全球而不是美国生产所谓的“世界电影”。即便某些带有明显国家意识的电影作品，都必然会用自由、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进行包装来“遮蔽”其作品的“国家符号”，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普适性文化来达到最大限度的全球共享性。同时，好莱坞还大量与欧洲、南美以及亚洲的印度、日本、中国合作拍片，《勇敢的心》《泰坦尼克号》《指环王》《哈利波特》等等，题材来自全球而不仅仅是美国本土，这些影片还使用其他国家编导、明星来吸引不同市场的观众，通过这些策略，穿透文化壁垒，使跨国传播的“文化折扣”最小化，令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的观众意识不到这是一部“美国电影”，而是将其作为“通用”文化产品来接受，甚至还会带来某种文化“亲近”的想象。比如中国观众也许很难自觉意识到好莱坞主导的《功夫熊猫》《长城》《尖峰时刻》等许多电影的“文化”差异，这些电影的中国文化元素甚至让观众产生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而像《阿凡达》《2012》《银翼杀手》这样的影片，更加模糊其“国家性”，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电影”，影片所包含的复杂而隐蔽的意识形态系统往往并不能被普通观众所觉察，其政治和文化影响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相反，中国电影在这方面，可以说还完全处在“本土性”阶段，我们缺乏将中国故事“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国情的复杂性，必然会催生一大批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的电影，但是中国还需要生产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价值的电影产品，才能真正成为世界性电影强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制度设计，无论是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融合力，中国电影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还有艰辛的道路要走。长期以来，我们只习惯于用中国眼光看世界，甚至过度强调“中国中心”，这种“自我优越感”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很难被其他国家观众所接受。我们还需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将中国利益纳入全球共同体之中来思考，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做到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中国就融汇于世界之中，在保持世界文化多元中维护人道主义核心价值，在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中体现文化多样性。

第二，建构完善的互联网化电影工业体系。应该说，中国电影目前还处在快速而粗放的发展阶段，产业边界模糊，行业规范缺失，版权意识不足，领导性企业缺乏，行业结构也缺少集中度，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急功近利的行业行为比较普遍，各产业环节发展很不均衡，因而导致电影整体艺术质量和工艺标准不稳定，市场风险难以规避和控制，企业缺乏培养人才和其他产业要素的耐心和恒心。如果企业规模难以做大做强，就不可能出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的企业，更难以出现包含了好莱坞公司在内的如同时代华纳、迪士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索尼这样的跨国、跨媒介的综合性文化集团。中国电影行业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优势，深度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CG技术、生态系统相互融合，形成与好莱坞相比更加互联网化、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体化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成原始积累，在公平竞争前提下，形成互联网与影视相互结合的产业链完整的领导性企业，制定并遵守行业和市场规则，参与全球竞争，培养人才、培养品牌，为中国电影建构既能减少无序竞争又能带来创新活力的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生产出达到国际标准的电影产品，并且使中国电影形成国内影院—国际影院—网络—电视—音像—授权的完整市场窗口体系。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完成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才能使得电影版权价值最大化同时，实现对经济社会文化带动作用的最大化。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对电影的介入，很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弯道超车的重要动因，互联网所提供的分享、共享、集约、整合、精准等优势有可能帮助中国电影走在建基于传统工业的好莱坞前面。

第三，建构适应全球市场的国际传播体系。电影强国重要标志之一，是全球传播能力和效果。虽然好莱坞电影目前还具有比较明显优势，只有中国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全球制衡力量，一方面中国有即将超越北美广阔本土市场作为坚强的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中国又有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崛起”背景支撑，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电影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通过更加积极的开放合作机制，通过培养跨国性文化和电影企业，通过吸引大批海外境外优秀电影人才，通过大胆采用不同国家和传统的故事题材，通过重要产业环节的全球介入和深入，我们完全有可能在满足本土观众、华人观众需求的同时，生产出更多能够满足世界不同市场观众需求的产品。当然，中国电影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当年美国电影“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经验，采取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策略，分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东亚、亚太、非洲、中东、东欧、北欧、西欧、南美、北美以不同的模式逐渐产生更大的影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形成全球性电影传播体系。这样，中国电影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不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而且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去丰富、完善世界文化，让中国与世界人心相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享性电影文化，中国电影不再以“走向世界”作为目标，而是成为能够被世界接受和尊重的全球电影一部分。

Ⅵ 如何看待电影的发展趋势

中国强，则国产电影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电影逐渐成了我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消遣方式。院观看电影，随之而来是电影票房的大爆发

从2011年全国总票房100亿，到2018年全国总票房609亿，6年的时间，总票房翻了5倍，这个5倍可是以亿为起点的。由此可见电影市场的巨大消费力。中国电影产业在国民经济新的发展形势下实现了稳健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经历了生产单位转企改制、组合院线、民资入影、融资上市、“互联网+”融合等重大产业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更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我国推动电影产业化、实现电影强国战略的决心与信心。

目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银幕数量、观影人次均位居世界第一。但要清醒认识到，在电影产业收益、产业链完善度等方面，我国电影产业与世界电影强国仍有差距，同时也存在巨大潜力。在网络技术与数字通信飞速发展的时代，更需把握电影产业发展新机遇。

一、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

近年来，《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规法律相继出台。电影市场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形成新老电影公司百舸争流、竞争奋进的局面。电影工业基础不断夯实，技术水准不断提升，各类数字影视制作基地纷纷建立，数字影院普及到县，我国3D银幕数量稳居世界第一。通过“一带一路”交流、电影节、国际展映等方式，我国电影产业的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

面向未来，中国电影观众与市场的不断成熟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中国电影消费内需强大，受众观影需求日益增长，2018年观影人次达17.16亿，但人均仅为1.23次，提升空间巨大。另一方面，国内资本投资电影活跃，当下已有1.2万多家影视公司，讲好故事、演好角色、打动人心、赢得口碑，已逐渐成为电影市场的创作主导。全行业将更加注重电影的社会效益，良好口碑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电影产业的良性循环。

二、抢抓先机，实现“由大到强”

中国电影产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式发展，要抓住新时代新机遇，领先一步，方能实现电影强国的目标。

从黑白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从胶片到数字，电影产业的发展进步始终贯穿着科技、艺术的交融与革新。好莱坞电影《阿凡达》开发出领先世界的3D虚拟影像摄影、面部表演捕捉等技术，以逼真视效震撼世界；《流浪地球》以高水准特效、具有中国内涵的故事，在海内外口碑票房双丰收。裸眼3D/4D技术、虚拟现实的VR技术、混合现实的MR技术、全息技术、全景声技术等，为实现电影技术的突破提供了新机遇。

在电影宣发领域，发行企业要及时研究受众观影心理与分层的变化，多样化地进行电影宣推，及早做好老电影、复映电影、文艺电影等分众电影市场渠道。同时，电影宣发要“走出去”，抓住推广机遇，讲好中国故事，抢占被国外院线忽略的“冷”档期、细分观影市场。

三、未来，电影行业市场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1、国内资本充裕有利于电影行业加速发展

目前，我国国内资本较为充裕，且外部资本投资电影行业的意愿较强，对高度依赖资本投入的电影行业形成了有利的发展环境。电影产业投融资渠道拓展，不仅有利于电影制片产业发展，为电影企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2、城市化进程加速为电影产业发展提供新机遇

据统计，2000年以来全国城市化率平均年增速接近3%，2016年全国城镇化达到57.35%，城市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伴随着城市房地产、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城市文化产业建设也迎来大发展的黄金期，这将为电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扩大内需政策有利于带动电影产业发展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为推动全社会文化消费水平提升，发展影视文化产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1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32316亿，同比增长10.4%。目前，我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旺盛，但文化产品供给存在巨大缺口，为电影产业创造了宽广的市场拓展空间。

4、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逐渐加大有利于电影行业健康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立对于鼓励和推动电影行业持续快速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水平已逐步同国际市场惯例接轨。在知识产权得到良好保护的前提下，电影企业投资制作大电影，音像制品、电视及网络播放等收入渠道也将得以进一步拓宽，有利于我国电影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再加上国家颁布的《电影促进法》，所以中国电影市场一切都向着更好的方向在发展。

未来，中国电影产业若能及时抓住电影技术创新、内容精品打造、分众与衍生消费趋势、智慧影院建设等机遇，就定会乘势而上，加速实现电影强国之梦。

《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实施，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步伐，接近公众，粉丝，观影人，门槛也不再那么令人望而却步。

Ⅶ 全球化时代下中国电影如何发展 详细�0�3

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 ( 1 ) 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 ( 2 ) 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 ( 4 )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 2 0 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发展到 2 0 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 5 ) 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 ( 1 ) 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 ( 2 ) 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 ( 3 ) 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 ( 4 ) 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 2 0 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 9 . 1 1 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 ( 6 ) 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 7 ) 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着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着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国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 ( 8 ) 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诚然，自上世纪 8 0 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 9 ) 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 ( 1 0 ) 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 ( i n b e t w e e n ) ，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 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 ( 1 1 ) 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 1 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

Ⅷ 国产电影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该怎样让其走出国门

国产电影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一点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睹，但是，更多的还是在国内的影响力，如果想要走出国门，那么最好在三个方面努力，第一点就是电影本身的质量，第二点，加大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宣传力度，第三点，把特定的想要对外输出，提高影响力的中国电影的内容形式多点国外元素。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第三点，不能只拍中国人看的懂的电影，如果想要加大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像国内有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能看的懂的梗就要减少输出，必须将某些计划输出的电影的形式和内容上面，稍微加入一些国外的元素，也并不是说崇洋媚外，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想要增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一开始就必须让别人接受自己。

Ⅸ 中国影视发展面临的问题级解决的办法

一、当今影视剧发展中思想导航的错误与价值取向的迷茫。
时代呼唤具有美好精神和高尚情操的电视剧精品，电视剧创作中应该承载健康的
人文追求。但是当前电视剧创作中对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张扬的还不够，特别是部分电视剧中的表象沉迷和价值遮蔽现象表现为最为突出的问题，在这些作品中呈现给观众的是人类对物质的沉醉和对表象的迷恋，将正确的现实意义抛掷脑后，以娱乐性为核心内涵，将观赏性、刺激性放到与思想性、艺术性分庭抗礼的地位，理所应当地进行纯粹快感式的创作，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理，让电视荧屏之上，充斥的“现实”就是金钱、物欲、情欲、权欲，腐败堕落的价值观在电视剧
中大张旗鼓地全面渗透。
二，题材扎堆，追风模仿严重。
三、儿童题材的缺失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历史虚无主义困境。
四、电视剧产业盈利模式单一，多元化经营理念欠缺。
五、我国尚未形成适应电视剧产业发展需要的健全的政策法规。
解决建议
一、电视剧的制作过程中，要更注重吸引观众的成分，同时与我国的特有文化成果相结
合，要与物质文化相结合，与风土人情相结合，与经济发展现状相结合，与观众的兴
趣爱好相结合。
二
剧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主动了解社会
的变革，了解人们生活的变化，体验人们观念情感上的流向，探讨人们精神层面的愿
望和追求，阅历丰富了，题材广阔了，自然会创作出优秀的作品。题材开掘要有深度
三
剧作者对生活的表达不能仅仅满足于表面的冲突，应该深入开掘深层次的
内涵，对社会、对人性应该有深度的洞察，这样在为电视观众提供娱乐的同时，使观
众能够自觉的反思人性、升华情感
四
国家要进行政策引导
五
电视剧产业中的企业要进行整合资源，建立规模化产业集群

Ⅹ 中国电影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

中国电影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众所周知，2013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新的突破：国产电影的市场份额超过了62%，创下了近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同时，上半年票房过亿的28部影片中，国产影片占据了其中的16席。从整体上看，中国电影至少从市场层面而言处在良性进步和发展之中，多类型、多品种、多样化的格局在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市场的繁荣、票房以及观影人次的大幅度增长都是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实绩的标志。但是，中国电影一些深层次结构和矛盾、深层次观念及评价体系和标准等诸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体制改革推进的难点与市场发展状态的矛盾、制片产权与盗版泛滥的矛盾、进口片与国产片争夺市场的矛盾、影片传统模式与网络传播的矛盾、院线与影院之间的矛盾、片商与导演的矛盾、制片方与编剧的矛盾等不时凸显，并且呈现出了某种“乱象”。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在国内电影市场火热的背景下片面、盲目、过度追求高票房和商业利润，用“逐利时代”来形容中国电影目前的状态绝不是无的放矢。过度娱乐化、过度商业化、过度产业化，导致“配方式生产”代替了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艺术创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国产电影的艺术品质、艺术质量，降低了国产电影的认同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电影人对于好莱坞电影给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市场带来的持续性的威胁缺乏清醒认识，对当下中国电影在工业、产业层面与好莱坞电影相比存在的多方面的“短板”缺乏理性反思。有的甚至盲目沉浸在市场层面取得的对好莱坞电影暂时性的“优势”中，毫无理性地预言数年后中国将会超过好莱坞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但事实上，中国电影产业依然处于电影产业化初级阶段，很多基础性电影工业机制、电影产业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行业规范、产业规范也没有有效形成并且被大家遵循，市场效应尤其是社会效应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客观、科学地分析和认识中国电影产业深层次的矛盾，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可能会遭遇瓶颈，甚至出现混乱和危机。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它的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趋势深度地影响了中国的年轻观众群体。中国电影要在竞争中获得地位，要依靠差异化策略，还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好莱坞借助强大的电影工业基础、迅猛发展的高科技优势、强大的资本实力及完善的资本运作体系，大幅度提高了现代电影生产的门槛。经济、科技相对落后的国家可能有电影艺术，甚至可以有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但是，却很难形成独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电影产业体系，其民族电影也就无法有效、可持续地支撑自身的电影市场。更重要的是，好莱坞不仅仅卖电影产品，而且在卖电影产品的标准。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年轻观众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电影为参照系，甚至干脆以美国电影为标准来看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产业。从美国最近几年电影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以《钢铁侠》、《变形金刚》等为代表的电影越来越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尽管这种奇观化、游戏化、电子化降低了美国电影的叙事指标、人文表达，但如果单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其传播影响力的折扣越来越小，传播空间越来越大。马克思这样表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近期一些高票房的中国电影，也是由于年轻观众群体越来越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消费主体，他们的口味及其选择无疑也反过来影响、制约中国电影。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必须从各方面提高国产电影的专业水准和标准，满足年轻观众对电影视听、电影消费的要求，最大化地争取未来观众。我认为，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忽视故事的讲述、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人性层面的挖掘和表达，其忽视的层面正是国产电影生长的空间和机会。事实上，当下中国电影在与好莱坞影片的较量中，主要依靠的还是差异化路线，凭借与好莱坞大工业规格、高科技水准不一样“概念”的生活片、青春片，凭借“接地气”的策略，在本土市场形成了自身的相对优势。差异化无疑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完全依靠这种策略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也不能成为战略。我们必须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电影“概念”，同时体现文化创造力，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文表达、独特的美学气质和精神。总之，中国电影要真正与好莱坞形成抗衡，必须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在创意系统、工业规格、产业标准及规模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市场竞争将会是一场长期的经济战争、文化战争，打不赢经济战争，也就不可能赢得文化战争。面对着更加开放的国内电影市场，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各种相应的准备，否则将会陷入长久的被动。这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利润分配不合理、同质化竞争和无谓的内耗等，减缓了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国电影要实现现代化转型，需要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的建设中国电影要实现全面的、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就必须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就电影生产体系而言，中国电影虽然“不差钱”，每年生产影片数量众多，但国际化、高科技化尤其是专业化水平不能令人满意。从生产主体而言，必须尽快摆脱“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形成具有行业标准的话语权、控制力，同时又有跨界影响力、传播力的企业集团。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的背景下，中国电影要借鉴“好莱坞”为代表的国际电影业的先进经验和经营模式，如“制片人中心制”、“完片担保制度”、电影“权益共享”融资模式等，促使中国电影逐步摆脱“作坊式”的运作模式，走向现代化大生产，从而促进规模扩大、结构优化，实现质量型、集约式增长。在美国，制片方分成53%，而在国内现行分账比例中，制作方分成只有43%，利润向院线和影院倾斜，呈现“一边倒”现象，严重制约了电影制片方的积极性，不符合现代电影生产的基本规则。发行和影院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的建设扩大利润空间和渠道，而不仅仅单纯依靠分账制度挤压制片方的利润空间，从而为中国电影的内容制造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最终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与国内市场主要靠票房盈利不同的是，在好莱坞，票房只占整体收入的20%到25%，其余收入均来自不同种类的版权和衍生品领域。中国电影要想创新盈利模式、完善电影产业链，必须推进电影传播体系建设，其重点包括家庭娱乐市场、网络手机播映市场，要在衍生品领域发展授权业务等。随着电影数量日益增加及竞争白热化，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推进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建设，已成为中国电影发行的当务之急。由于没有建立科学有序的电影档期协调机制，中国电影无谓的“内耗”令人痛心，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而由于没有特色化、差异化的院线，使得一大批有特色、有思想、有情怀的中小成本电影得不到更大层面观众的接受，得不到媒体的更多关注和报道，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社会整体上对中国电影的误读、误判、误评。坏口碑“成就”一部电影的高票房令人纠结、令人心痛，也令全社会质疑电影人的社会责任，质疑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道德底线。对于一部电影的评价，有的人从导向角度入手，有的人从市场角度出发，有的人从技术质量方面考虑，有的人从社会娱乐角度衡量，应当说也是正常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与电影产业化、电影全球化相适应的电影评价体系和标准，建立不同类型电影的科学评价体系和标准，对不同类型、不同品种的电影做出合理的、恰当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阐释，尽可能地避免误读、误评乃至误判。现代电影生产体系与现代电影传播体系、现代电影评价体系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三个体系建设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相互交融。中国电影只有全面推进现代电影生产体系、现代电影传播体系和现代电影评价体系建设，才能有效实现现代化转型，实现产业整体上的升级换代，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影、现代电影产业体系，也才能真正做大做强。(饶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