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電影版
⑴ 讀《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感
看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後，我對當今世界及國際社會持續發生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抗與沖突，幾個國家聯盟與地區之間的暴力事件和戰爭這些現象背後的本質，有了新的認識。
最直觀的思考是，對抗與沖突的背後關聯著的是各方的利益，政治、經濟、控制力等等方面。從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伊拉克的海灣戰爭，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到近期對利比亞的空襲及推翻卡扎菲政府，戰火硝煙的背後，是對那片地區地下豐富的能源的垂涎和佔有。從文明的角度看，這些戰爭勢必會加劇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之間的沖突。為什麼西方人對待伊斯蘭國家的手段常常是赤裸裸的軍事打擊甚至侵略直至推翻跟他們對抗的政府，扶持起傾向他們的傀儡政府？除了雙方經濟、軍事上巨大的差距，讓西方國家相信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價解決問題之外，和兩大文明長期的仇視和摩擦是分不開的。「一些西方人，包括比爾柯林頓總統在內，認為西方只是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暴力分子之間存在問題，而不是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存在問題。但是1400年的歷史卻提出了相反的證明。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關系經常充滿風暴，彼此將對方視為外人。自由民主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20世紀的沖突，與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持續的、深刻的沖突關系相比較，不過是一種短暫和表面的歷史現象。有時，和平共處占上風；但更多情況下，他們的關系是一種激烈競爭的、發生不同程度熱戰的關系。」可見，當下不過是歷史的重演，只不過在現代，占據絕對優勢和主導權的西方文明壓制了伊斯蘭文明，使得雙方的沖突直接演變成一方對另一方的`痛打與屠殺。
看到伊斯蘭世界被西方世界的欺凌，反觀作為世界主要文明之一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不是排外與崇尚暴力的文明，是信奉和氣、包容的文明。繁衍自亞洲、根植亞洲，是亞洲兩大文明之一。但是，正如作者的觀點，從歷史上看，文明的沖突從來都是國家之間戰火不斷的幕後黑手。我們不能保證伊斯蘭世界的今天不是我們的明天，因此，大力發展經濟實力，擴大國際政治影響力，才能使中華文明成為強勢文明，才能在文明的沖突發生時，不至於成為被打挨打的一方。
本書的最後，我驚訝的看到作者對2010年南中國海事態的假設：「中國因擁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將建立對整個南中國海的控制，中國對整個海區一直宣稱擁有主權。越南開始抵抗，中越之間隨之發生海戰。急於雪1979年之恥的中國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於美國。中國人警告美國人不要插手......」雖然有點極端，實際情況戰爭雖然沒有發生，但是事態緊張程度不遑多讓。
我不願意看到兩大文明的核心國家之間發生正面對抗甚至戰爭，但是，事態的發展沒有絕對性。從歷史上看，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從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沖突，20世紀初的中國人在思考國家民族命運的方向時也曾考慮過參考西方國家的模式，雖然最後選擇了蘇聯模式，而且事實證明，共產主義在中國找到了最適合的土壤，中國人的紀律、秩序、勤勞和集體主義在共產主義的理想激勵下發揮了最大的優勢。我們也看到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轉變：從20世紀中葉的敵視和封鎖、到70年代的接觸、再到90年代初的和平演變、再到現在承認中華文明的崛起，承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話語權。這一切的轉變只有一個原因：經濟的發展、交流的增進以及文明之間相互了解與借鑒。我認為兩大文明正是在長期的接觸與了解之後，互相看對對方的缺點和優點，並且採取了相互學習和促進的態度，才會有現在的共識：合作大於對抗。
⑵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書筆記（二）
第二部分 變動中的各文明力量對比
一、 西方的力量：支配和衰落
相對與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力量呈現出兩幅畫面：
第一幅是西方處於壓倒一切的、成功的、幾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世界正在並將繼續被西方主要國家的目標、優先考慮和利益所塑造。作為一個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會同英國和法國一道在政治上和安全事務上作關鍵性的決策，會同德國和日本一道在經濟問題上作關鍵性決策。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個文明或地區擁有實質性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夠影響其他文明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會通常需要西方的幫助來達到其目的和保護其利益。
西方的力量體現在以下方面：
擁有和操縱這國際金融系統
控制著所有的硬通貨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費品主顧
提供了世界上絕大部分製成品
主宰著國際資本市場
對許多社會發揮著相當大的道義領導作用
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干預
控制著海上航線
進行著最先進技術的研究和開發
控制著尖端技術教育
控制著宇航技術
控制著航天工業
控制著國際通信系統
控制著高科技武器工業
西方的第二幅圖畫與第一幅畫面大不相同。那是一個衰落的文明，相對於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力量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戰中獲勝帶來的不是勝利，而是衰竭。西方越來越關注其內部問題和需求，因為它面臨著經濟增長緩慢，人口停滯、失業、巨大的政府赤字、職業道德下降，儲蓄率低等問題；此外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面臨著社會解體、吸毒、犯罪等問題。經濟力量正在迅速轉移到東亞，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也開始向東亞轉移。印度處於經濟起飛的邊緣，伊斯蘭世界日益敵視西方，其他社會很快也不情願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說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會隨之消失。
這兩幅關於西方地位的相反畫面，描繪的都是現實。西方現在占絕對優勢，並在進入21世紀時仍將在實力和影響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間的力量對比也發生了一些逐步的、無情的、也是根本的變化。西方的力量相對於其他文明將繼續衰落。最重要的力量增長正在並將繼續發生在亞洲文明之中，中國正逐漸成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響方面向西方挑戰的國家。這種文明之間的力量轉移正在並將繼續導致非西方社會的復興和日益伸張其自身文化，並摒棄西方文化。
西方的衰落有如下三個特徵：
首先，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西方力量的上升歷時400年之久，它的衰落可能也需要同樣長的時間。目前，西方的衰落仍處於緩慢的第一階段，但在未來某一天，它可能會急劇加速。
第二，衰落並不是成直線型的。它極不規則，並帶有間歇和反復，在西方的弱點暴露出後，它會再次堅持自己的權力。西方開放的民主社會具有巨大的自我革新能力。
第三，實力是一個人或群體改變另一個人或群體行為的能力。一個國家或群體的實力通常通過衡量它所支配的資源同其試圖影響的其他國家或群體的資源的對比來估價。西方對大部分重要實力資源的佔有在20世紀達到頂峰，然後相對於其他文明開始下降。
領土和人口。1490年，西方社會控制了巴爾干之外的大部分歐洲半島，約150萬平方英里。1920年其領土擴張達到頂峰之際，西方直接統治了大約255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將近地球陸地面積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領土減少了一半，大約還有1270萬平方英里。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對人口的控制上。1900年西方人口大約佔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統治著幾乎45%的世界人口，1920年達到48%，1993年，除幾個小的帝國殘餘外，西方政府只統治著西方人。西方人口占人類總人口的比例略多於13%，預計到21世紀初將下降至11%，2025年下降到10%。就西方總人口而言，1993年它排在中國、伊斯蘭和印度文明之後，名列第四。
在數量上，西方人構成世界人口中持續下降的少數。質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間的對比也在發生變化。非西方人民正在變得較健康，較城市化，有較高的識字率和較好的教育。
西方、日本和俄羅斯人的平均年齡日趨穩定，在人口中佔比例更大的那部分退休者給那些仍然受雇的生產者增添了沉重的負擔。其他文明的負擔則是大量的兒童，但兒童是未來的工人和士兵。
經濟產值。西方在全球經濟產值中所佔的份額在20世紀20年代達到頂峰，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明顯下降。
1992年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國。在十大經濟國中包括了5個西方國家，還有其他5個文明的帶頭國家：中國、日本、印度、俄羅斯和巴西。西方的相對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東亞的迅速崛起。
經濟生產總值部分掩蓋了西方在質量上的優勢。西方和日本幾乎壟斷了先進技術工業，然而技術正在傳播。在西方創造出的相互聯系的世界裡，減緩技術向其他文明的擴散變得日益困難。
到21世紀中葉或在此之前，西方對世界經濟為時200年的「主宰」行將結束。
軍事能力。軍事實力包括四個方面的因素：數量——兵力、武器、裝備和資源；技術——武器和裝備的效能和尖端性；組織——凝聚力、紀律性、訓練和軍隊士氣以及指揮和控制關系的有效性；社會——社會有效地使用軍隊的能力和願望。目前西方壟斷了在世界任何地區部署大量常規軍事力量的能力，並且，沒有一個非西方國家或國家集團在未來幾十年內可能具有與之相當的能力。
總而言之，從整體來說西方在21世紀的前幾十年仍將是最強大的文明，在此之後，它可能繼續在科技人才、科學研究和開發能力，以及民用和軍用技術革新等方面處於實際領先地位。然而，其他實力資源的控制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國家和主要國家。
西方主宰天下的時代正在終結。與此同時，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權力中心的興起正在促使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復興進程。
二、 本土化：非西方文明的復興
歷史上，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總是同時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且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
隨著西方實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強加其人權、自由主義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價值對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隨之減小。
對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過宣稱西方價值觀的普遍性來證明其合理性的，現在則是通過宣稱非西方價值觀的優越性來加以證明。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經成為整個非西方世界的發展日程。伊斯蘭教的復興和「重新伊斯蘭化」是穆斯林社會的主題。在印度，普遍的趨勢是拒絕西方的形式和價值觀，以及使政治和社會「印度化」。在東亞，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學說，政界和知識界領袖都在談論其國家的「亞洲化」。
我們正在跨入一個多種不同文明相互影響、相互競爭、和平相處、相互適應的時代。這一本土化的全球進程通過世界眾多地區出現的宗教復興廣泛地表現出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亞洲和伊斯蘭國家的文化復興，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所推動的。
三、 上帝的報復
宗教是人類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20世紀上半葉，知識精英們普遍假定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正導致宗教的衰亡；20世紀下半葉證明這些假設是毫無根據的。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在全球展開，同時也發生了一場全球性的宗教復興。這次復興被稱為「上帝的報復」。70年代中期，一種新的宗教方法開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適應世俗價值觀，而是旨在為社會組織重建一個神聖的基礎——如果必要的話，通過改變社會達到目的。這種方法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它提倡從失敗的現代主義中擺脫出來，將挫折和窮途末路歸因於脫離上帝。它的主題不再是使教義現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歐洲宣講福音」；它的目標不再是是伊斯蘭教現代化，而是「使現代化伊斯蘭化」。
在更大的范圍內，宗教的復興包括人們回歸和振興他們社會的傳統宗教，並賦予它新的含義。
如何解釋這場全球性的宗教復興？大量不同的原因不可能同時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引起類似的發展。全球性的現象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解釋。
全球性宗教復興最明顯、最突出也是最強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認為會引起宗教消亡的東西：20世紀後半葉席捲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進程。認同和權力體系長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們從農村移居到城市，脫離他們的根基，從事新的工作或者沒有工作。他們與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對著一套新的關系。他們需要新認同根源、新形式的穩定社會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規范來賦予他們意義感和目的感。
李光耀：我們是在一代或兩代人的時間內進行了工業化的農業社會。在西方用了200年或更長時間才能做到的事情，在這里只用了50年或更少的時間。所有的一切都被擠壓進一個非常短的時間框架內，因而註定會有脫節和失誤……舊的風俗和宗教，已不再完全令人滿意。人們在尋求關於人類目的和為什麼我們會如此的更深層的解釋。這與社會中存在巨大壓力的階段是聯系在一起的。
人們並不知靠理性活著。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後，他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才能理性地籌劃和行動。利益政治以認同為先決條件。在社會飛速變革的時期，已確立的認同消失了，必須重新界定自我，確立新的認同。對於那些面臨需要決定我是誰、我屬於哪裡的人們，宗教給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體提供了小的社會群體來替代那些由於城市化而失去的東西。在此進程中，人們重新發現或確立了新的歷史認同。無論人們有什麼樣的普世主義目標，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間、群體內的優等人和與之不同的群體外的劣等人之間設置了一道基本界限，從而賦予人們認同感。
更廣義地說，遍及世界的宗教復興是針對世俗化、道德相對主義和自我放縱的反應，也是對秩序、紀律、工作、相互幫助和人類團結的價值的重新肯定。
在「上帝的報復」與本土化發生沖突的地方，往往前者會獲勝。因為如果人們的傳統信仰不能滿足他們在現代化中對宗教的需要，他們就會轉向能夠滿足其感情需要的外來宗教。
除了在現代化中遭受的心理、感情及社會創傷外，刺激宗教復興的因素還包括西方的退卻和冷戰的結束……由於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人們帶著信仰和熱情轉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識形態，宗教民族主義取代了世俗民族主義。
宗教復興運動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並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現，也是反西方的。但是，它們不是反現代的。
非西方宗教的復興是非西方社會中反對西方化的最強有力的表現。這種復興並非拒絕現代化，而是拒絕西方，以及與西方相關的世俗的、相對主義的、頹廢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會對所謂的「西方毒化」的抵制。它是針對西方的文化獨立宣言，是一個驕傲的聲明：我們將是現代的，但我們不會是你們。
四、亞洲的自我肯定
亞洲的自信根植於經濟的增長。
東亞經濟的發展一直是20世紀後半葉世界上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這一進程在20世紀50年代始於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最大的例外，即一個非西方國家成功地進行了現代化，並成為經濟發達的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蔓延到了四小龍，然後到中國、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並正對菲律賓、印度和越南產生影響。這些國家和地區多數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的8%-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長率。亞洲同世界之間的貿易也同樣持續高速增長，然後是亞洲內部貿易的急劇擴大。亞洲的經濟成就與歐洲和美國經濟的中速增長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的普遍停滯形成了鮮明對比。
西方以富有為特徵和非西方以欠發達為特徵的狀況將不會持續到超出20世紀。這種轉變的速度是勢不可擋的。英國和美國分別花了58年和47年的時間才使其人均產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這點用了33年的時間，印度尼西亞用了17年，韓國用了11年，中國用了10年。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葉，中國經濟以年均增長率8%的速度遞增，四小龍緊隨其後。世界銀行1993年宣布，「中華經濟區」已成為美國、日本和德國之後的世界「第四增長極」。根據大多數估計，中國經濟將於21世紀早期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經濟。20世紀90年代已擁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國的亞洲，可能到2020年將擁有世界五大經濟國中的四個，世界十大經濟國中的七個。到那時，亞洲國家可能佔全球經濟產值的40%以上。大多數經濟競爭力強的國家可能都是亞洲國家。即使亞洲經濟增長比預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緩速度，已經發生的增長對亞洲及世界的影響仍是巨大的。
東亞的經濟發展正改變著亞洲與西方力量的對比，具體來講是與美國之間的力量對比。成功的經濟發展給創造出和受益於這一發展的國家帶來了自信和自我伸張。財富像權力一樣也被看作是優點的證明及道德和文化優越性的顯示。當東亞人在經濟上獲得更大成功時，他們便毫不猶豫地強調自己文化的獨特性，鼓吹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優越於西方和其他社會。亞洲社會越來越少地顧及美國的要求和利益，越來越有能力抵制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壓力。
1993年「文化復興」席捲亞洲。亞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國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亞洲國家日益強調各國獨特的文化認同和使亞洲文化區別於西方文化的共性。
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把儒教看作中國落後的根源，20世紀末中國的政治領袖則贊美儒教是中國進步的根源。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提倡對儒教的宣傳，黨的領導人宣稱它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與此同時，日本20世紀80年代成功的經濟發展與人們所察覺到的美國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失敗和「衰落」形成了對照，這使得日本人日益擺脫對西方模式的幻想，並越來越相信他們的成功的根源一定是存在於自己的文化之中。
雖然中國和日本在自己的文化中發現新價值，但它們也共同地更廣泛地重申亞洲文化相對於西方而言的一般價值。
這種「亞洲的自我肯定」總的說來由四部分組成：
第一，亞洲人相信東亞將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並很快將在經濟產值上超過西方，因此與西方相比，它們在世界事務中將越來越強有力。
第二，亞洲人相信這種經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亞洲文化的產物，亞洲文化優越於文化上和社會上頹廢的西方文化。
從李光耀開始，歷屆新加坡領導人都鼓吹亞洲相對於西方的崛起，其成功的原因來自講儒家文化的亞洲文化的優點：秩序、紀律、家庭責任感、勤奮工作、集體主義、節儉等；而西方衰落的原因則為：自我縱容、懶惰、個人主義、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權威，以及「思想僵化」等。
對東亞人而言，東亞的成功主要是由於東亞文化更強調集體而不是個人。
李光耀：東亞人的帶有更強群體意識的價值觀和實踐，在趕超進程中表明是明顯寶貴的東西。東亞文化中所持有的價值觀，如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支持了團體的努力，而這對迅速發展是必要的。
第三，盡管東亞人意識到亞洲各社會和文明之間的差異，但他們仍認為存在著重要的共性。就是強調節儉、家庭、工作和紀律。同樣重要的是它們都摒棄個人主義，盛行「軟」獨裁或者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
第四，東亞認為，亞洲的發展和亞洲的價值觀是其他非西方社會在努力趕超西方時應效仿的模式，西方也應採用它以自我革新。
強大的社會是普世的，弱小的社會是狹隘的。東亞日益增長的自信導致了亞洲普世主義的出現，而普世主義一直是西方的特徵。對於東亞人來說，經濟繁榮是其道德優越的證明。物質的成功帶來了對文化的伸張，硬實力衍生出軟實力。
五、伊斯蘭教的復興
當經濟發展使亞洲人變得日益自信的同時，大批穆斯林卻轉向了伊斯蘭教，把它作為認同、意義、穩定、合法性、發展、力量和希望的本源。「伊斯蘭教是解決方法」的口號是這種希望的集中體現。伊斯蘭復興運動就其廣度和深度來說是伊斯蘭文明向西方作調整的最新階段，它是在伊斯蘭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識形態中尋求「解決方法」的努力。它體現了對現代化的接受，對西方文化的摒棄，以及重新把伊斯蘭教作為現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導來信奉。復興運動影響到了所有國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數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的大多數方面。
伊斯蘭教組織控制了穆斯林社會中反世俗政府的活動，以及廣泛地加強了伊斯蘭教國家和社會的國際團結。
1995年，除伊朗外，每個穆斯林人口占優勢的國家在文化、社會和政治上都比15年前更伊斯蘭化和伊斯蘭主義化。
伊斯蘭復興運動在政治上的表現不如其在社會和文化上的表現普遍，但它們仍然是20世紀最後25年穆斯林社會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事態發展。
東亞的崛起被驚人的經濟增長率所推動，而伊斯蘭教的復興則是被同樣驚人的人口增長率所推動。伊斯蘭國家的人口膨脹，尤其是在巴爾干、北非、中亞，大大超過了其鄰近國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1965年至1990年，全球總人口從33億增加到53億，年均增長率為1.85%。穆斯林社會的增長率幾乎總是2%以上，常常超過2.5%，有時達到3%以上。1980年穆斯林可能構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000年可能將超過20%，在2025年達到30%。（註：最近統計數據，2018年全球約有16億穆斯林，佔世界人口的23.4%）
穆斯林社會的人口結構有以下特點：1.年輕人口占據很大比例，尤其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人口出現引人注目的激增；2.年輕人口中以城市人口居多；3.年輕人口受過中等以上教育。這種人口結構特點可能帶來三個重大的政治後果：
第一，青年人是反抗、不穩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歷史上，存在著大批年輕人的時期往往與發生各種政治運動的時期重合。
第二，阿拉伯社會識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輕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沒有文化的老一代之間的鴻溝，因此，「知識和力量之間的分離」可能「會使政治系統處於緊張狀態」。
第三，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來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長的社會的人們傾向於向外擴張，佔領領土，向其他人口變動較小的民族施加壓力。伊斯蘭人口增長於是成為導致沿伊斯蘭世界邊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間沖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壓力與經濟停滯交織在一起，促進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會移民，使移民問題成為那些社會的突出問題。一個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另一個文化中人口的緩慢增長或停滯同時出現，會對雙方社會的經濟和政治調整產生壓力。
六、挑戰的變化
任何社會都不能無限期地維持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亞洲經濟的繁榮將於21世紀初的某個時間穩定下來，接近於綜合經濟中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樣，任何宗教復興或文化運動都不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在某一時刻，伊斯蘭復興運動將平息或消失在歷史中。
亞洲的經濟發展將留下一份遺產，即更富有、更綜合的經濟，對國際事務相當多的參與，成功的資產階級和富裕的中間階級。這些可能導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這種民主政治未必更親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強將促使亞洲在國際事務中繼續維護自己的權力，並努力以與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導全球趨勢，脫離西方的模式和規則而重塑國際體制。
伊斯蘭教的復興也會留下重要的遺產。復興運動將在社會內外部留下一個伊斯蘭主義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組織構成的網路。復興運動也將表明伊斯蘭教是對道德、認同、意義和信仰問題的「解決方法」，但並不是對社會公正、政治壓制、經濟落後和軍事弱小的解決方法。這些失敗可能產生對充當政治角色的伊斯蘭教的廣泛的幻想破滅，產生對其不利的反應並導致尋求對這些問題的替代的「解決方法」。可以想見，甚至可能出現更強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為伊斯蘭的失敗而譴責西方。
無論如何，未來幾十年亞洲經濟的增長將產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現存國際秩序不穩定的深刻影響。如果中國經濟繼續發展，還將使各文明的力量對比發生巨大的變化。此外，印度可能開始實現經濟的迅速發展，並作為影響世界事務的一大競爭者而出現。同時，穆斯林人口的增長將成為使穆斯林社會及其鄰國不穩定的因素。大量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將繼續為伊斯蘭教的復興提供人力，並助長穆斯林的好戰性、軍國主義和移民。結果，21世紀初期可能發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續復興，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與西方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沖突。
⑶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
認真品味一部名著後，想必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讓我們好好寫份讀後感，把你的收獲和感想記錄下來吧。那麼你真的懂得怎麼寫讀後感嗎？下面是我整理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範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1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1996年出版的書，至今仍閃爍著智慧的光彩。
本書從文明的融合，分化和沖突入手，重點分析了冷戰之後的全球政治格局的演變和趨勢。而1996年至今20多年的一系列重大地緣政治事件，基本應驗了書中的理論和預測。看了這本書之後，讀者可以對冷戰至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南聯盟戰爭、911事件、阿拉伯之春運動、烏克蘭分裂、歐洲的移民危機和保守化，以及中國與美國、日本、俄羅斯、印度和伊斯蘭國家等的關系和演變，有了一個獨特視角和分析工具。讀過這本書，讀者可以從較高的角度來看待不同宗教、語言、民族等之間的問題。
比較實用的地方，這本書對小朋友的教育方向，也有很好的啟發意義。小朋友是讀本地學校還是國際學校？中文和中華傳統文化要掌握到什麼程度？英語應該掌握到什麼程度？第二外語要不要選和選哪一門？（我讀後的結論是學好中文英文兩門足矣）以後留學路徑應該如何規劃？等等。
看過這本書，對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國際經濟格局發展，也能多一些分析和理解，對做投資有幫助。書的數據詳實，邏輯清晰，語言簡練，公平客觀，說服力和可讀性很強。
一個不算缺點的缺點，是作者作為西方人，立場還是主要從保護西方文明的角度出發，案例和史料也多是寫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及東正教文明之間的沖突，對中國涉及的內容不多。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2
塞繆爾·亨廷頓，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曾任美國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外交政策》雜志發起人與主編。哈佛大學榮譽教授亨利·羅索夫斯基曾評價他「顯然是過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學家之一」。
1993年，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一文，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一石激起千層浪，「文明沖突論」在美國乃至全世界學界引發激烈的爭論，姑且不論正確與否，如此激烈、罕見、曠日持久的爭論本身就側面印證了其巨大的影響力。1996年，其大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問世，亨廷頓在本書中對該理論作了完整、系統的闡述和論證。該著作集中體現了作者的智慧，運用獨特的視角對國際形勢的歷史、現狀及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內容橫跨政治學、國際關系學、宗教學、歷史學、人口學、國際法學等諸多學科，在以上學科的學習和研究中都成為必不可少的經典文獻。
「文明沖突論」的的核心觀點是冷戰結束後，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建立在意識形態之上的國家之間的沖突將會被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所取代，「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最可靠的保障」。
全書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結合「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形勢，描述了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基本特點，提出「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並認為當今時代「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作者將當代世界文明分為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並指出界定文明的'主要特徵是宗教和語言。此外，作者對其本土文明——西方文明進行了重點的闡述。
第二部分描述了世界主要文明的發展變化和力量對比。通過論證文化與權力的關系，指出「文化總是追隨著權力」，而非西方社會迅速的發展使西方權力相對削弱，因此西方社會的所宣揚的價值在非西方社會中的影響力也日趨減小，伴隨著政治影響減小西方文明正在衰落，而非西方文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壯大正在不斷自我肯定和復興。
第三部分揭示文明對於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發展的影響。「文化認同的答案確定了該國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敵人」，即文明的種類是一個國家在世界秩序中定位的基本依據，會對國家間政治、經濟關系產生重大影響，文化共性促進合作，而文化差異則加劇沖突。作者運用了大量的舉例來論證其觀點，比如北約的成功就是基於西歐、北美主要國家共同的文化認同，東盟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組織」，其合作程度卻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約，而歐盟拒絕接受土耳其加入，根源就在於信仰基督的歐盟國家無法容忍「一個伊斯蘭的異類」加入他們的俱樂部。該部分還分析了文明轉型失敗的國家，由於文明立場的不堅定導致自身的「無所適從」，這一點對我們具有深刻的警示意義。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後感3
讀完亨廷頓的這本《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很明顯的一種感覺就是，這是由一個西方學者站在西方國家政治立場上分析所謂「非西方文化」國家對他們的體系所構成的威脅的一次精彩演說。並且僅僅是演說。他的一些觀點的形成是在意識形態差異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偏見下產生的，而不是站在各個文化的角度分析不同國家、經濟體系合作或者沖突的原因。
在全書一開篇，作者就說「在這個新的世界裡，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分別列舉了非洲的部族沖突，塞爾維亞及附近的民族爭端，兩德、兩朝及台海等問題，意在說明的就是「在冷戰後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一的力量。」我認為這是一種欠成熟的觀點。
首先，作者把在南斯拉夫戰爭中俄羅斯向塞爾維亞人提供外交支持與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亞向波斯尼亞人提供資金和武器等做法看作是「由於文化親緣關系」而造成的，但他卻沒有看到其中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如果就按作者所說，那麼二戰前一直排斥猶太人的歐洲國家為什麼又要在中東戰爭中與美國一道支持以色列復國呢？難道西方國家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對立僅僅是因為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差異造成的么？如果放在幾百年前，這個理由也許還成立，但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下，造成他們兩種文化體系沖突的最直接原因只有一個——能源。
幾百年前，兇殘的「十字軍」打著驅除異教徒的「聖戰」旗幟東征耶路撒冷，實際上很大一部分目的是為了掠奪東方的財富；幾百年後的今天，北約幫助以色列復國的間接目的是為了在阿拉伯世界建造一個據點，直接目的還是為了沙漠中的石油。
在列舉兩德、兩朝和寶島問題時，作者說「社會被意識形態或歷史環境統一在一起，卻又被文明所分裂」，我認為，造成上述沖突的原因不能只局限為文明的沖突，而是地域、不同意識形態下利益集團的沖突所造成的。冷戰結束後，兩德統一，兩朝也在謀求更多的對話，寶島問題是中國的歷史遺留問題，在沒有別國的干預下也一定會很好的解決。另外，作者把寶島問題說成「幾個中國」，這不單單是措辭上的錯誤，而是一種受冷戰思維局限所形成的思維，試想，一個仍然帶有冷戰思維的學者又怎能正確、全面的分析當今時代的國際問題呢？
作者認為「具有文化親緣關系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舉例了歐盟國家「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國家基礎之上的國際組織…遠比那些試圖超越文化的國際組織成功」。但他卻忽視了歐盟及北約不斷東擴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難道俄羅斯不是歐洲國家么？他們最近吸收的一些東歐國家在冷戰之前與俄羅斯還同屬一個國家。再看另一個例子就是中俄關系。如果蘇聯解體之前兩國因為同樣的社會制度算是沾上了一點「文化」親緣關系，兩國有那麼一點合作的共同語言，那麼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為什麼仍然與中國保持著穩定的戰略夥伴關系呢？原因就是兩國的地緣政治處境和經濟現狀使兩個巨人不得不並肩而戰。
那麼，總結起來，造成當今世界政治沖突與合作的原因有如下幾個：能源、意識形態、經濟利益、地緣戰略關系以及生存空間，其次才是文化。
概括起來講就是國家利益決定國家關系。很顯然，亨廷頓用文明造成沖突和文化認同解決爭端的想法太過於理想化。不過從這本書中，作者所謂的「非西方文化」國家能夠更好地認識到當今西方世界對於他們的看法，從而探尋更好的發展空間。
⑷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為什麼翻譯得這么爛
我同意，這翻譯不太高明。可是你得把一個完整的原文句子提供出來，大家才好討論如何翻譯才能接近＂信達雅＂的理想啊。
（補充）我找到了。你說的是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by Samuel P. Huntington 這本書的書名。當做書名，其實還過的去。不過也可以翻譯成 ＂不同文明的沖突與新世界的形成＂，有點半斤跟八兩半相比的感覺。
⑸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書筆記（六）
第五部分 文明的未來
一、西方的復興？
在任何文明的歷史中，歷史都曾經有過一次終結，有時還不止一次。隨著一種文明的普遍國家的出現，它的人民由於湯因比 [1] 所說的「不朽的幻想」而變得盲目，確信他們的文明就是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然而，凡是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社會，通常是其歷史即將衰微的社會。
西方是這個模式的例外嗎？梅爾科 [2] 提出了兩個關鍵性的問題：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個自成體系的新類型，與曾經存在過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擴張是否會斷送（或者可能斷送）所有其他文明發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當自然地傾向於給予這兩個問題以肯定的回答。他們或許是對的，然而，在過去，其他文明中持類似看法的人卻是錯的。
西方與所有已經存在過的文明顯然是不同的，因為它已經對公元1500年以來的存在著的所有文明都產生了勢不可擋的影響。它開創了在世界范圍內展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其結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會都一直試圖在財富和現代化方面趕上西方。然而，西方的這些特點是否意味著，它作為一種文明的演進和變動，根本不同於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歷史的證據和比較文明史學者的判斷卻表明並非如此。迄今為止，西方的發展與歷史上諸文明共同的演進模式並無重大不同。伊斯蘭復興運動和亞洲經濟的發展勢頭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機勃勃的，而且至少潛在地對西方構成威脅。一場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國家的大戰並不是不可避免，但有可能發生。而西方始於20世紀初的逐漸且無規律的衰落，可能會持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經歷一個復興的階段，扭轉它對世界事物影響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確立它作為其他文明追隨和效仿的領袖地位。
在對文明史演進所作的或許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羅爾·奎格利 [3] 發現了可分為七個階段的共同模式。他認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間，通過融合古典的、閃米特的、撒拉遜的和野蠻的文化因素而開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階段從8世紀中期一直延續到10世紀末，隨後便出現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見的擴張階段和沖突階段的拉鋸運動。根據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學者的觀點，西方目前似乎正走出沖突階段。西方文明已經成為安全區，除了偶爾發生的鱈魚戰 [4] 外，西方內部的戰爭事實上是不可設想的。西方正在發展一個相當於普世帝國的體系，其表現形式為邦聯、聯邦、政權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機構的復合體系，它在文明的層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簡而言之，西方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社會。它正進入一個這樣的時代，當後人回顧以往時，將會按照歷史上反復重現的文明演進模式稱其為「黃金時代」。用奎格利的話，就是一個「由於這個文明本身的區域內不存在任何競爭對手，以及遠離其他外部社會的競爭，甚至不存在這樣的競爭」而產生的和平時期。它也是一個「結束了內部戰爭破壞，減少了內部貿易壁壘，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貨幣制度，以及由於廣泛實行了與建立普世帝國相關的政府開支制度」而產生的一個繁榮時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這樣一個懷著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極樂黃金時代，不是由於一個外部社會取得的急劇勝利，就是由於內部緩慢但同樣痛苦的解體而終結。文明內部發生的事件，對於其抵禦外部摧毀力量的能力與對於阻止內部的衰敗來說，同樣至關重要。奎格利於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夠發展，是因為它具有一個「擴張的工具」，即一個軍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組織，它將盈餘積累起來，並將其投入建設性的創新。當文明停止「將盈餘用於創新，用現代的說法就是投資率下降「之時，文明便衰敗了。這種情況的發生，是由於控制了盈餘的社會集團因為滿足」非生產性的、個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將盈餘用於消費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產方法「。當人們依靠資本生活之時，文明就從普遍國家走向衰敗階段。
伴隨衰敗而來的是入侵階段，「當一個文明不再能夠捍衛自己，因為它不再願意捍衛自己之時，它便向野蠻的入侵者敞開了大門」，他們常常來自「另一個年輕的、更強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壓倒一切的教訓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夠並且已經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問題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戰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轉內部的衰敗進程。西方是進行自我革新，還是任憑內部持續的腐敗加速其終結或者屈服於其他在經濟和人口方面更充滿活力的文明？
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現了很多被奎格利確認為一個成熟文明瀕於衰敗的特徵。在經濟方面，西方遠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經濟增長率、儲蓄率和投資率很低，特別是與東亞社會相比。人口自然出生率很低，特別是與伊斯蘭國家相比。但是，這些問題並不會不可避免地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在西方，比經濟和人口遠為重要的問題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絕和政治分裂。
經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現包括：
1.反社會行為的增長，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為；
2.家庭的衰敗，包括離婚、私生、未成年人懷孕和單親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國出現了「社會資本」的下降，即志願組織成員的減少，以及與此相關的人與人相互間的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職業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縱現象的增加；
5.對知識和學術活動投入減少，在美國表現為學術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來的健康及其對於其他社會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能否成功地應對上述趨勢。當然，這些趨勢增強了穆斯林和亞洲人對其道德力量的優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來自西方內部集團的挑戰。其中一種挑戰來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們拒絕融入西方社會，繼續堅持和宣揚他們原有社會的價值觀、習俗和文化。這一現象在歐洲的穆斯林中最為顯著，不過他們人數不多。它在美國為數眾多的拉美裔少數民族中也很顯著，盡管程度較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歸於失敗，美國便會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並存在內部沖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潛在可能。在歐洲，西方文明也會由於其主要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壞。歐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習俗和參加宗教活動的人數比率正在下降。這一趨勢反映出的不是對宗教的敵視，而是對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歐洲文明中，仍然滲透著基督教的理念、價值觀和實踐。
與歐洲人不同，絕大部分美國人都信仰上帝，自認為是宗教民族，許多人去教堂做禮拜。基督教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的下降，最多隻會對西方文明的健康構成一種非常長遠的威脅。
美國面臨著一個較為直接和危險的挑戰。在歷史上，美國的民族認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遺產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則是由美國信條的原則所界定的，即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贊同的自由、民主、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憲政和私人產權。20世紀末，美國認同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受到了為數不多但極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和國際法專家集中而持久的攻擊。他們以多元文化主義的名義攻擊美國對西方文化的認同，否認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美國文化，提倡種族的、民族的和亞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分類。
20世紀60年代民權法案通過後制定的各項立法也表現了多元文化的趨勢，而在90年代，柯林頓政府把鼓勵多樣化作為其主要目標之一。這些做法與以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美國的創始者將多樣性視為一個現實和一個問題，因而有了國家的座右銘「合眾為一」。這是大陸會議的一個由包括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傑斐遜和約翰·亞當斯組成的委員會制定的。後來的政治領袖們也擔心種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多樣性構成的威脅（事實上它們也在1815-1914年間導致了美國最大的戰爭），並響應「讓我們團結起來」的號召，視促進國家的統一為其主要責任。西奧多·羅斯福警告說：「有一種情況絕對會導致國家的崩潰，並阻礙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繼續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聽任美國成為一個充滿民族糾紛的國家」。然而，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領導人卻不僅允許並且努力促進多樣化的發展，而不是促進他們所管理的人民的團結。
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者同樣拒絕接受本國的文化遺產。然而，他們並非要美國認同另一種文明，而是要建立一個擁有眾多文明的國家，即一個不屬於任何文明的、缺少一個文化核心的國家。歷史表明，如此構成的國家不可能作為一個具有內聚力的社會而長期存在。一個多文明的美國將不再是美利堅合眾國，而是聯合國。（笑噴）
多元文化主義者還通過以集體權利代替個人權利來對美國信條的中心內容提出挑戰，而集體權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種族、民族、性別和性別偏好來界定的。
在一個世界各國人民都以文化來界定自己的時代，一個沒有文化核心而僅僅以政治信條來界定自己的社會哪裡會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則對於一個持久的共同體來說只是一個易變的基礎。在一個講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裡，美國可能不過是一個正在消失的講求意識形態的西方世界中殘留下來的最後一個不合時宜者。
摒棄美國信條和西方文明，就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終結。實際上這也意味著西方文明的終結。如果美國非西方化了，那麼西方就縮小到了只剩下歐洲和幾個歐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國家。沒有美國，西方便會成為世界人口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歐亞大陸一端的一個小而無關緊要的半島之上。
多元文化主義者與西方文明和美國信條維護者之間的沖突，是西方文明美國部分之中的「一場真正的沖突」。美國和西方的未來取決於美國人再次確認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責任。在美國國內，這意味著拒絕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誘人號召。在國際上，則意味著拒絕要求美國認同亞洲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虛幻的號召。不論亞洲和美國社會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經濟聯系，根本的文化差異將使二者無法同居一室。在文化上，美國是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員；多元文化主義者可能損害甚至破壞這種關系，但卻不能替換它。美國人如果要尋找其文化根基，他們會在歐洲找到。
西方的發展和擴張經歷了持續幾個世紀之久的第一個階段，接著在20世紀又經歷了第二個階段美國階段。如果北美和歐洲能夠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礎上的道德生活，並發展緊密的經濟和政治一體化形式來補充其在北約內的安全合作，它們就能夠創造出西方經濟富裕和政治影響擴大的第三個階段歐美階段。富有意義的政治一體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抵消西方在世界人口、經濟生產和軍事能力中所佔比率的相對下降，並使其他文明的領導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復。但是，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經濟上走到一起，主要取決於美國是否再次確認自己的西方認同，並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確定為西方文明的領袖。
二、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個以文化認同——種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認同——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異來塑造聯盟、對抗關系和國家政策的世界，對於整個西方，特別是對於美國來說，有三個廣泛的含義：
首先，政治家只有承認和理解現實，才能建設性地改變現實。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這些社會日益伸張自己的文化，已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認。歐洲領導人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團結，又可以使人分離，相反，美國的精英們在接受和把握這些正在形成的現實時卻反應遲鈍。美國政府在適應文化和文明潮流影響的全球政治的時代時遇到了非同一般的困難。
其次，美國的對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願放棄、改變，有時甚至是重新思考那些適應冷戰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擾。
第三，文化和文明的多樣性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挑戰。這一信念是以詮釋和規范的方式來表達的。用詮釋的方式說，它認為所有社會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時間；用規范方式說，西方的普世主義信念斷定全世界人民都應當信奉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因為它包含了人類最高級、最進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現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當今正在呈現的存在民族沖突和文明沖突的世界中，西方普世觀念遇到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它是錯誤的，這是本書的中心論題。
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是不道德的。權力的擴大帶來文化的傳播，如果非西方社會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隻能是西方權力擴大、部署和影響的結果。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作為一個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其他社會所需的經濟動力或者人口動力，而且以此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於西方的自決和民主的價值觀。
西方的普世主義對於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重大文明間（各文明核心國家之間）的戰爭；它對西方來說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對於西方來說，明智之舉不是試圖制止權力的轉移，而是學會在淺水中航行，忍受痛苦、減少冒險和捍衛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經歷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類似過程。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不在於發展方式的不同，而在於它的價值觀和體制的獨特性。這些特性包括最為顯著的基督教、多元主義、個人主義和法制，它們使得西方能夠創造現代性，在全球范圍內擴張，並成為其他社會羨慕的目標。這些特性作為一個整體是西方所獨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 [5] 所言，歐洲是「個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權和文化自由思想的發源地，是唯一的源泉」。「這些特性是歐洲思想，而不是亞洲、非洲或者中東的思想，除非被它們所接受」。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為獨一無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於它是普遍的，而在於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由於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面對西方力量的衰落，保護西方文明對於美國和歐洲國家是有利的，為達到這個目的，它們需要：
1.加強政治、經濟和軍事一體化，協調政策、以防止屬於其他文明的國家利用它們之間的分歧；
2.把中歐的西方國家，納入歐洲聯盟和北約；
3.鼓勵拉丁美洲的「西方化」，並盡可能地使得拉丁美洲國家與西方緊密聯盟；
4.抑制伊斯蘭和華人國家常規和非常規軍事力量的發展；
5.延緩日本脫離西方而順應中國；
6.承認俄羅斯是東正教的核心國家和一個區域大國，承認確保南部邊界的安全是俄羅斯的合法利益；
7.保持西方技術和軍事力量相對於其他文明的優勢；
8.最為重要的是，認識到西方對其他文明事物的干預，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穩定和潛在全球沖突的唯一最危險的因素。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美國既不能統治世界也無法逃避世界。不論是國際主義還是孤立主義，不論是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都不能很好地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只有避免這些極端的做法，採取與歐洲夥伴緊密合作的大西洋主義政策，保護和促進大家共同擁有的、獨一無二的文明的利益和價值觀，才能夠最有力地促進美國的利益。
三、文明間戰爭與秩序
引發文明間全球戰爭的一個更為危險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間及其核心國家之間均勢的變化。如果中國的崛起和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角色」的日益自我伸張繼續下去，就將在21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
在即將到來的時代，要避免文明間大戰，各核心國家就應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沖突。但事實是，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毫無疑問會認為這一點是難以接受的。「避免原則」，即核心國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沖突，是在多文明、多極世界中維持和平的首要條件。第二個條件是「共同調解原則」，即核心國家相互談判遏制或制止這些文明國家間或集團間的斷層線戰爭。
對於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補充或取代西方主導作用的文明而言，接受這些原則和各文明之間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並非易事。例如，在這樣的世界裡，核心國家可能會把擁有核武器視為它們的特權，而不允許本文明的其他國家所擁有；在缺少核心國家的文明中，為爭奪領導地位展開的競爭亦會激發為擁有核武器而展開的競爭。
核擴散顯然具有危險性。各主要文明的一個或兩個核心國家擁有核武器而其他國家不擁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個適度穩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國際機構，都是依據西方的利益、價值觀和實踐建立的。當西方的權力相對於其他文明衰落之時，這些國際機構將在壓力下進行重組，以適應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顯、最重要或許也是爭議最大的問題，就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問題。常任理事國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組成的，但是這一狀況與世界權力現實日益不符。為此，今後長時間內將發生兩種變化，一是改變成員國的構成，二是可能發展一些不那麼正式的程序來處理安全問題。在多文明的世界裡，理想的狀況是每個主要文明都在安理會至少擁有一個永久席位。但目前僅有三個文明擁有。
七個文明各自擁有一個常任理事國席位，西方則擁有兩個，此分配方案廣泛體現了世界人口、財富和權力的分布。
四、文明的共性
一個多元文化的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非西方的美國便不成其為美國。多元文化的世界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建立全球帝國是不可能的，維護美國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認同；維護世界安全，則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文化共存，需要尋求大多數文明的共同點，而不是促進假設中的某個文明的普遍特徵。在多文明的世界裡，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
至少在基本的「淺顯」的道德層面上，亞洲和西方之間存在著某些共性。不論世界上的幾大宗教在何種程度上把人類區分開來，它們都共有一些重要的價值觀。如果人類有朝一日會發展一種世界文明，它將通過開拓和發展這些共性而逐漸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則」和「共同調解原則」外，在多文明的世界裡維護和平還需要第三個原則，即「共同性原則」：各文明的人民應尋求和擴大與其他文明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實踐。
20世紀50年代，萊斯特·皮爾遜 [6] 曾警告說：人類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文明必須學會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時代，相互學習、研究彼此的歷史、理想、藝術和文化，豐富彼此的生活。否則，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窄小世界裡，便會出現誤解、緊張、沖突和災難」。和平與文明的未來都取決於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識領袖之間的理解與合作。在文明的沖突中，歐洲和美國將彼此攜手或彼此分離。在文明和野蠻之間的更大的沖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沖突」中，已經在宗教、藝術、文學、哲學、科學、技術、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豐碩成果的世界各偉大文明也將彼此攜手或彼此分離。在正在分離的時代，文明的沖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
[1] 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1889-1975）：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代表作《歷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展望21世紀》。其中，《歷史研究》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著作。
[2] 馬修·梅爾科。美國人。著有《文明的本質》。其餘不詳。
[3] 卡羅爾·奎格利（1910-1977）：美國知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博士畢業後，先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1941後轉任於喬治敦大學外事學院，直至1976年。代表作有：《文明的演變：歷史分析導論》（1961）、《悲劇和希望：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界史》（1966）。
[4] 鱈魚戰：指1958年至1976年冰島和英國之間的漁業沖突。這場戰爭時間跨度近二十年。
[5] 小阿瑟·施萊辛格（1917-2007）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曾任美國總統肯尼迪的白宮特別助理，被稱為「最了解羅斯福和肯尼迪時代的人」。以《傑克遜時代》和《肯尼迪在白宮的一千天》兩次獲得普利策獎。
[6] 萊斯特·皮爾遜（1897-1972）：加拿大政治家、外交家。第十四任加拿大總理。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設想為皮爾遜首提。因致力於解決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獲得1957年諾貝爾和平獎。1963年出任總理，1968年辭去總理職務，退出政壇。
⑹ 電影十二怒漢觀後感3篇
電影十二怒漢 觀後感 1
在莫斯科，一個車臣男孩被控殺害了他的養父。12個來自不同行業的俄羅斯男人作為陪審員聚集在一所中學的體育館內討論如何給男孩定罪。整個案件看起來事實明顯且證據確鑿，各有私事的陪審員巴不得趕緊結束討論，於是他們一邊催促一邊玩鬧並決定用舉手錶決的方式決定這個關乎車臣男孩命運的案件。
此案陪審團的12個人投票表決的時候,11個人甚至位置還沒有坐好就投了小男孩有罪,只有一個工程師不認同,比起這個案子更多的陪審員惦記的是自己的生意或下午的演出.....所謂以公正法律的名義、所謂根據證據，不過是他們只想例行公事，然後趕快完事的托辭。
沒有達成一致意見,這下陪審團沸騰了,有的說"你怎麼回事,我還要趕車呢,不然就誤點了",有的說"我還得參加表演呢過幾個小時,趕緊投啊別瞎折騰"那個工程師說:"我們這樣投票會不會太快了,我們不可以這么草率的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隨後工程師飽含深情說了一個關於他自己的 故事 .年輕時候的他薪水微薄，他的妻子不得不在外面同時做三份工以補貼家用。工程師努力工作，發明了一種大有可為的元件。所里很滿意，獎勵了他50盧布。他興奮的拿著50盧布回家交給妻子，但妻子看著那張可憐的鈔票，臉上沒有任何錶情。外國公司想花大價錢購買他的專利，但工程師拒絕了，他希望這個發明能造福本國人民。他拿著專利跑遍了俄羅斯，每到一個地方得到的總是同一句話：非常了不起，但是我們這里用不上。絕望的工程師開始酗酒，並因此而丟了工作和妻子。他每天不停的喝，想死去卧軌。但沒有勇氣親手結束自己生命的工程師只能到處招惹是非，希望別人能把自己打死。有一天，他在有幾百人的火車上又耍起了酒瘋，希望能有人教訓自己甚至把他扔下火車。但所有人都冷漠的把臉扭開,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只有一個善良的母親和她4歲的小女兒給予了她一點關心。小女兒問媽媽，這個叔叔瘋了，我好害怕!母親回答到，寶貝，叔叔沒瘋，他只是很傷心。後來，工程師把專利賣給了外國公司，並得到了一份體面的工作，他也再沒有酗酒。本該卧軌而死的他就因為那位母親比別人多一點點的關注,現在70%的手機都在應用它的專利,而那位母親成了他的妻子，那個小女孩成了他的女兒。
接下來的過程中，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和具有不同思想意識的12個人展開了交鋒、爭論、控訴和思考。每一個人都聲淚俱下的講述了自己在俄羅斯最混亂的20多年裡的辛酸往事，從中我們明白了他們判小男孩有罪的各種主觀理由,有基於對幸福的妒忌,有對外來人口和外民族的仇視,折射出每個人光鮮背後的晦暗和陰影.最後通過對相關證據的疑點客觀分析,實現了大扭轉結局,11個人贊成投小男孩無罪.一個人投有罪,投有罪的那個人理由是"我早知道這個小孩是無辜的,但是我還是要投他有罪,只有監獄才能保證小男孩的安全,如果我們判他無罪的話,那嫁禍給他的人一定會千方百計再陷害這個男孩,而且這男孩由於養父的死也會去復仇,"更多劇情這里就不透漏了大家自己去看吧
這個編劇實在是太強大,太感人了,無怪乎連普京看了這片都潸然淚下,也許只有親歷過那段歷史的人才會對俄羅斯動盪年代的苦痛有更深刻的理解
電影十二怒漢觀後感2
一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黑白電影，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完全在一個三十平方米左右的狹窄空間內進行，而就是這樣一部看似煩悶和無聊的電影，卻有著震撼人心的情節安排以及引人思索的深刻內涵，這就是美國1957年的電影《十二怒漢》。該電影講述的是一個美國青年被指控殺死自己的父親，檢察官提供了其購買犯罪工具的證據以及兩名目擊證人的言之鑿鑿的證言(一名樓下老人稱聽見青年大喊「我要殺了你」之後還看見他沖下樓，住在對面的女人說親眼看見青年拿刀刺向其父親)，且被告無法提供合理的不在場證明(其聲稱案發期間在電影院看電影但卻說不出影片名字和演員姓名)，所有證據一起指向被告人犯有一級謀殺罪。法官在對陪審員的職責和討論規則(即必須達成一致意見)進行簡要闡述後便將決定罪名是否成立的重要使命交給了陪審團。隨後十二名陪審員進入一個完全封閉的空間內討論案件以決定被告人的罪名是否成立。十一名陪審員判定被告人有罪(guilty)，只有一名陪審員對此提出異議，他堅持認為綜合整個案件事實以及證據情況，不能確定被告人犯罪，並對檢察官的指控和證人證言提出了質疑，憑借著他冷靜耐心的分析以及邏輯嚴密的思考，不斷地說服其他陪審員，而被他說服的陪審員反過來與他一起尋找更多的「合理懷疑」，包括樓下的跛腳老人在電車經過時能否聽見爭吵及他走到走廊看見被告人的時間，另一目擊證人的視力問題等等，最終說服了全部陪審員，將這一宗幾乎已成定局的判決推翻，得出「not guilty」的一致意見。
電影通過一宗案件反映了美國陪審團制度的運行以及其在司法判決中重要作用。美國陪審團的陪審員完全隨機抽取，他們有著各種各樣的膚色、職業、 文化 程度等，他們不受任何人操控，獨立於政府和司法系統之外，一旦被選中就必須集中到封閉空間內，不受外界任何干擾。他們既有著人性的陰暗與自私，也有著極強的理性與良知。影片開始時，陪審員們千姿百態，有的想著趕緊投完票以免錯過球賽，有著借機向其他人推銷自己的生意，有的還趁別人討論時下棋，讓人不得不對授予這樣一群人如此大的權力是否合適產生了質疑。然而，當有人對案件提出了冷靜的分析和疑問時，大家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判斷將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從而集中到了對案件的分析與討論上，完全憑借自己的良知以及對司法制度的信仰來做出自己的判斷。正如影片中那位持有異議並始終堅持和引導著整個討論方向的陪審員所說的，我認為這是美國司法制度中最神聖的一條，也是我們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美國陪審團制度無疑對我國有著很強的借鑒意義，尤其在當前司法公信不強、公眾對司法產生質疑的背景下，引入陪審團制度，使普通民眾參與到審判程序中來，讓普羅大眾的良知和理性對案件作出事實判斷，既能消除民眾對司法不公的質疑，也利於對公眾素質的培養和提高。法官在整個過程中負責主持庭審、對陪審團作出指引並根據陪審團判斷結果決定量刑。影片中法官對陪審團成員如此說到：「預謀殺人在刑事訴訟中是刑責最重的罪名。你們都已聽過證詞，也明了法律條文的規定。現在你們必須坐下來好好地理清這宗案子的真偽。在本案中已有一人身亡，另一個人的生死掌握你們手裡。如果你們能提出合理的懷疑，無法確認被告是否有罪，基於這個合理的懷疑你們必須做出無罪的判決。如果你們找不出合理的懷疑，你們必須基於良知，判決被告有罪。然而你們的決定必須一致，如果你們裁定被告有罪，本庭將會對他施以嚴厲的懲罰，最高的懲罰是死刑，這是一項沉重的責任。」短短的幾句話，卻有很深的含義。第一，陪審團成員掌握生死決定大權，必須經深思熟慮後作出決定。第二，只要存在合理懷疑，必須做出無罪判決，也就是說不管控方提供的證據多麼確鑿，只要其中有一點值得質疑，那麼整個指控都可能不成立。盡管合理懷疑的認定存在主觀判斷，但這一制度卻極大地捍衛和保護了個人在面對強大國家機器時的權利。第三，良知是陪審團成員不可或缺的，也是陪審團制度存在並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相信公眾的良知，同時也必須讓他們明白堅持良知的重要性。正是由於每一個陪審員都堅守自己的良知，在堅守中不斷爭吵與碰撞、說服與被說服，才產生了讓人信服的正義。
電影十二怒漢觀後感3
作為歐羅巴幾大人種之一，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凱爾特人一樣，在歐洲文明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作為斯拉夫民族的優秀代表——俄羅斯人，他們的性格和成就，如同伴隨他們成長的伏爾加河水和伏特加烈酒一樣，一半是寧靜，一半是瘋狂。他們時而美麗，如頓河邊晨曦中戴花邊的金發姑娘;他們時而粗魯，如烏拉爾山腳下哥薩克小鎮的醉酒大叔。在 很多領域，俄羅斯人總有驚人之舉，比如他們是第一個發射衛星和送宇航員進入太空的國家，比如年以不流血的最小代價成功實現蘇聯解體…在文學影視領域，他們更是人才輩出，比如赫赫有名的普希金、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等。而下面要講的，不是那些遠去的大文豪們，而是俄羅斯著名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的代表作——《十二怒漢》。
十一長假是個荒謬的刺激消費的舉措。人們收入本身就不高，還打著刺激消費的 口號 全國狂歡。這就好比中國股市，池子本身就不大，還不斷往裡抽水，想不被榨乾都難。多年來的統計數據表明，這種坑爹的長假經濟效應根本就不奏效。當然，這只是根據數據分析得出的理性結論。對於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什麼刺激消費，都讓它見鬼去吧!一年到頭就那麼幾天放鬆的日子，不出去走走實在對不起祖國和黨的關懷。於是乎，所有的景點，君不見，人山人海，摩肩擦踵，簡直就是一個個靈長類動物園，和籠子里的大猩猩們沒啥區別。對於逛多了動物園的我來說，長假七天沒有對國家經濟增長做過什麼貢獻，於是扯幾句這幾天看過的電影的文字，舒緩愧疚之情。
《十二怒漢》的劇情很簡單，講述的是個不同職業和社會地位的陪審團成員聚集在一起商議一個少年對其繼父的一級謀殺指控。影片長達兩個多小時，場景在法院旁邊一所學校的活動室里，狹小、單一、枯燥。但作品拿到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獲得巨大成功，必然有其妙處：
第一，新瓶裝舊酒，釀酒材料不同。俄羅斯版《十二怒漢》翻拍於美國年版《十二怒漢》，大學上選修課時曾聽老師提到過這部電影。美國版的《十二怒漢》獲得巨大成功，之後，又先後有三版《十二怒漢》問世，但反響平平。直到尼基塔·米哈爾科夫的這一部，才取得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內容，用了新瓶子。影片以俄羅斯車臣為背景，由一個車臣少年涉嫌謀殺收養他的俄羅斯軍官展開敘述。眾所周知，俄羅斯是一個擁有一百多個民族的國家，在斯大林獨裁統治期間，民族矛盾激烈，車臣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區，前幾年因沖突不斷頻頻吸引世人關注。影片中除了十二個陪審員在活動室中為車臣少年是否有罪展開爭論之外，還用黑白、詩化的鏡頭斷斷續續地展示了車臣沖突的血腥，特別最後階段一隻狗叼著一隻被炸斷的手，手上的戒指反射刺眼出的光讓人深感戰爭的恐怖。車臣問題可歸結為民族問題，但終究還是宗教沖突和文明沖突。誠如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未來世界的沖突和戰爭基於文明的沖突。其實這個觀點千年前就適用。自薩拉丁於年佔領耶路撒冷後，穆斯林文明與基督文明的沖突便綿延不絕，多達九次的十字軍東征並沒有消除仇恨。而今，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利比亞等穆斯林國家與歐美____國家的矛盾越來越深，車臣與俄羅斯之間也如此。東羅馬滅亡後，包括車臣、黑山、塞爾維亞、喬治亞等巴爾干半島和外高加索地區被阿拉伯人征服，屬於伊斯蘭教，這與俄羅斯的東正教(屬於基督____矛盾不斷加深。這一點，中國的新疆、寧夏最為相似。盡管馬克思那個傻逼把宗教說得一無是處，但是人類是離不開宗教的。盡管都是斯拉夫人，但正因為宗教、文明沖突的原因，車臣地區才會如此動盪不安。而導演剛好抓住了這個新瓶，裝下「十二怒漢」的舊酒，客觀地展示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地區矛盾和民族矛盾，看來俄羅斯主管電影發行的政府部門比較開放。這是要是換在廣電總局牛逼哄哄的中國，拍一部新疆關於民族矛盾的片子是不可能的事兒。總之，尼基塔·米哈爾科夫恰當地運用了車臣的背景使影片獲得了巨大成功，據說當時俄羅斯總統普京還專門觀看了這部電影。而這也是先前幾部翻拍片難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少數戰勝多數」的個人主義思潮。東西方文化很大的一個差異就是農業社會集體主義和商業社會個人主義。如在 教育 上的差別尤為明顯。東方提倡填鴨式的教學，一千個讀者只有一個哈姆雷特;西方提倡放羊式教學，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尤其是美國好萊塢電影，把希臘式的個人英雄主義發揮到極致;而在中國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我相信組織(集體)的安排」，文化差距一目瞭然。俄羅斯雖然經歷過蘇聯時期的社會主義集體觀，但其根本還是一個個人主義盛行的國家。影片中，十一個陪審員一致贊成車臣少年有罪，唯有一個陪審員不贊成。經過層層爭論，最終使贊成票與反對票的比例由變為，令人膛目結舌的結果。這是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雖然只發生在簡陋的活動室里，沒有好萊塢式的驚險打鬥、美女襯托，但拯救了一個鮮活的無辜的生命，依舊偉大。
第三，也是此部電影的核心——陪審團制度。所謂陪審團制度，指的是特定人數的有選舉權的公民參與決定是否起訴嫌犯、並對案件作出判決的制度，此制度多用於英美法系的國家和地區。陪審員要有一定的資格條件，如國籍、年齡、職業等。影片中的位陪審員來自各行各業，有 畢業 於哈佛大學的上層階級，也有開計程車的底層人。陪審員作為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爭議不斷。一方面，陪審團制度保證了普通人民參與行使司法權，使普通人能夠司法過程中參與的人民性、組成人員的人民性和裁判的人民性，同時因為有陪審團的直接參與，可以根據陪審團的意見修改法律而具有造法功能，更重要的是通過人民的參與，可以推進公民知法、守法，具有重要的法制教育功能。總之，陪審團制度本著「寧可錯放一萬，不可枉殺一人」的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制衡司法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自由、民主發揮重要作用。這與中國時下一起起冤假錯案形成鮮明對比。另一方面，不可否認，陪審團制度也有不足的一面。因為陪審員不是專業人員，有時會受情感、種族等因素影響作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審判。如上世紀年代美國辛普森案，不管檢方的證據是否充足，由於陪審團都是黑人(辛普森是黑人)，陪審團一致判定辛普森無罪。再比如今年的總裁卡恩，因為涉嫌強奸女服務員而被宣判有罪，幾天後又戲劇性地被宣判無罪。這些缺點成為很多人沖擊陪審團制度的理由。其實，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陪審團制度也不例外。但是，陪審團制度的優點遠遠大於缺點，截止到目前人類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方式去替代它。正如影片中的陪審團成員，平時他們如滄海一栗，是社會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然後正是通過陪審團這一制度，使他們能夠通過自己微小的力量來捍衛一個國家的司法正義，成為制衡司法專橫的有力武器。試想一想，假如前幾年的江蘇彭宇案有陪審團參與，最後的判決結果還很難說。也正是因為受這一案件的影響，現在社會淪落到老人跌倒無人敢扶的尷尬境地。正是因為陪審團制度的缺失，成為中國難以實現法治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對於人性的描寫。人性是惡的，自私的?還是善的，無私的?影片通過幾次談話來展現。一是牆上有污染的管道。那個管道已存在四十年，照此下去，他還會存在四十年。為什麼，因為公家的東西，沒人去在意，更有甚者據為私有。這就好比經濟學中的「公地悲劇」，越是公共的財產，越是沒人管理，越是容易受到私心的掠奪。目前中國的巨大的國有資產，不正是一個巨大的公地悲劇嗎?二是名陪審員一致作出車臣少年無罪的投票後，陪審團主席提出一個問題：車臣少年無罪釋放後，無家可歸，肯定會遭到追殺。陪審團宣判他無罪，但同時也宣判了他的死刑，怎麼辦?此時陪審員們的反應是自私的，有的要去會女友、有的趕著去演出…但同時，他們的理由也是合理的。人性本身自私，我們無須高舉道德的棍子棒殺其他人。因此，人是二分善八分惡，需要用法律去威懾，用道德去教化，前者為主，後者為輔。
最後，關於結尾。東西方民族的心理差異，在電影結尾處尤為明顯。西方重過程，在結尾處簡單化或者模糊處理，讓觀眾有想像的空間。比如《魔戒》第三部的結尾很有趣，觀眾會認為這是在為將來再拍續集埋下伏筆，但更多的是給觀眾留下一個想像的空間。這部電影也同樣如此，結局很明顯講得不那麼詳盡。不然，怎麼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呢?東方重結果，中國包括香港的電影則是大團圓式的結局，最後一定是皆大歡喜的、熱鬧的，在酒杯和鞭炮聲中結束的，沒有太多的想像空間。當然，這兩種方式，無孰優孰劣之分，只是文化心理差異罷了。
⑺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讀書筆記（一）
關於該書
該書出版於1996年，1997年被譯為中文。2010年中文修訂版後，2020年10月第44次印刷。
書末附有潘中岐的「《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導讀」和李慎之的「數量優勢下的恐懼——評亨廷頓第三篇關於文明沖突論的文章」。
全書共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一個多文明的世界（第一章：世界政治的新時代；第二章：歷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第三章：普世文明？現代化與西方化）
第二部分：變動中的各文明力量對比（第四章：西方的衰落：力量、文化和本土化；第五章：經濟、人口和挑戰者文明）
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第六章：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構；第七章：核心國家、同心圓和文明秩序）
第四部分：文明的沖突（第八章：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間的問題；第九章：多文明的全球政治；第十章：從過渡戰爭到斷層線戰爭；第十一章：斷層線戰爭的動力）
第五部分：文明的未來（第十二章：西方、各種文明和全球文明）
第一部分一個多文明的世界
一、引論：文化認同
冷戰結束後的幾年中，人們的認同和那些認同的標志開始發生急劇的變化。全球政治開始沿著文化線被重構。
邁克爾·迪布丁的小說《死亡環礁湖》：如果沒有真正的敵人，也就沒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們憎恨非我族類，否則，我們就不可能愛我族類。
二、一個多極和多文明的世界
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在人類生存的大部分時期，文明之間的交往時間段的或根本不存在的。
大約在公元1500年以後的400年裡，全球政治呈現出兩個方面。西方的民族國家——英、法、西班牙、德等在西方文明中構成了一個多極的國際體系，並且彼此相互影響、競爭和開戰。同時，西方民族也擴張、征服、殖民，或者決定性影響所有其他文明。
冷戰之後，全球政治成為兩極化，世界被分裂成三個部分：一個是由美國領導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會集團；一個是與蘇聯聯合和受它領導的略貧窮的集團。兩個集團展開競爭。第三個是由貧窮的、缺少政治穩定性的、新近獨立的、宣稱不結盟的國家。被稱為第三世界。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潰，冷戰的國際體系成為歷史。在冷戰後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人民和民族正試圖回答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
我們只有在了解了我們不是誰，並常常只有在了解我們反對誰時，才了解我們是誰。
這時對國家的分類不再是冷戰時的三個集團，而是世界上的七八個主要文明。在這個新世界裡，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
西方是而且在未來的若干年裡仍將是最強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權力相對於其他文明正在下降。
冷戰後的世界政治的一個主軸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與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權力正在從長期以來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轉移。全球政治已變成多極的和多文明的。
我們的頭腦中隱藏著一些假設、偏好和偏見，它們決定我們如何看待現實，留意什麼事實和怎樣判斷它們的重要性和價值。
三、文明的性質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們都包括：價值觀、准則、體制和思維模式。
人類群體之間的關鍵差別是他們的價值觀、信仰、體制和社會結構，而不是他們的體型、頭形和膚色。
一個文明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各鄉村、地區、種族群體、民族、宗教群體都在文化異質性的不同層次上具有獨特的文化。文明是對人最高的文化歸類，是人們文化認同的最廣范圍。文明是最大的「我們」。
奎格利認為：文明的運動經歷了七個階段：混合、孕育、擴張、沖突時代、普遍帝國、衰敗和被入侵。
人類歷史上至少有12個主要文明，其中7個文明已經不復存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
5個仍然存在（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
當代文明主要包括：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
四、文明之間的關系
1.遭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文明之間的關系的演變經歷了兩個階段，現在正處於第三個階段。在各文明最初出現後的3000年中，除了個別例外，他們之間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間斷的和緊張的。文明被時間和空間分割開來，只有數量很少的文明存在於同一時期。
文明在地理上也相互分離。思想和技術從一個文明傳到另一個文明，這常常需要歷時幾個世紀之久。比如佛教，被傳到中國，發生在它發源於印度北部大約600年之後；中國8世紀發明印刷術，15世紀才傳到歐洲；造紙術公元2世紀出現於中國，7世紀傳到日本，8世紀向西傳到中亞，10世紀到北非，12世紀到西班牙，13世紀到北歐。
文明之間最吸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來自一個文明的人戰勝、消滅或征服來自另一個文明的人。這些交往一般來說不僅是暴力的，還是短暫的，而且僅僅是斷斷續續地發生的。
2.沖擊：西方的興起。歐洲基督教文明作為一個獨特的文明最早出現於8世紀和9世紀。11-13世紀之間，歐洲人借鑒了伊斯蘭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適當因素，並使這一遺產適應於西方的特殊條件和利益，在此推動下，歐洲文明開始發展。12和13世紀期間，西方人建立了對地中海的有效統治。到1500年，歐洲順利進行了文化上的文藝復興。社會多元主義、擴大的商業和技術成就為一個全球政治的新紀元提供了基礎。
文明之間斷斷續續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讓位於西方對所有其他文明持續的、不可抗拒的和單方向的沖擊。15世紀到18世紀，整個西半球和亞洲的一些重要部分被置於歐洲的統治和控制之下。1800年歐洲人或前歐洲的殖民地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這個數字是67%；1914年為84%。在歐洲擴張過程中，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消滅了，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國受到滲透並從屬於西方文明，只有俄羅斯、日本和衣索比亞這三個在高度集權的帝國權威統治下的文明得以抵抗西方的沖擊，並維持了有意義的獨立存在。這四百年之久的文明間關系是由其他社會對西方文明的從屬所構成的。
西方擴張的直接根源是技術，如航海工具、軍事能力。西方贏得世界不是通過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而是通過它運用有組織的暴力方面的優勢。
到1910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比以往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連為一體。此時，文明意味著西方文明，國際法意味著西方國際法，國際體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其主體是主權而文明化的民族國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領土。這一由西方所確定的國際體系的出現，是公元1500年以後的幾個世紀中全球政治的重大發展。
1917年，由於俄羅斯革命，民族國家沖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識形態沖突，首先是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之間的沖突，然後是後兩者之間的沖突。在冷戰中，這些意識形態體現在兩個超級大國的身上，兩者都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來確定自己的認同，兩者又都不是歐洲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馬克思主義是歐洲文明的產物。但它既沒有在那兒紮根，沒有在那兒取得成功，而現代化的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會。
3.相互作用：一個多文明的體系。在20世紀，文明之間的關系從一個文明對所有文明單方向影響所支配的階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間強烈的、持續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階段。這時，西方的擴張終結了，對西方的反抗開始了。西方的力量相對於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規則地下降了，雖然時有中斷和倒轉。
20世紀重大的意識形態包括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社團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保守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基督教民主，它們在一點上是共同的，即它們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文明產生過一個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然而，西方從未產生過一個主要的宗教。世界上偉大的宗教無不是非西方文明的產物，而且，大多數情況下是先於西方文明產生的。當世界走出其西方階段時，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識形態衰落了。它們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為基礎的認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間的政治思想沖突正在被文明間的文化和宗教沖突所取代。
全球政治地理因此從1920年的一個世界走向20世紀60年代的三個世界，然後走向20世紀90年代的6個以上的世界。與此相伴的是，1920年的西方全球帝國收縮為20世紀60年代的較為有限的「自由世界」，然後進一步收縮為20世紀90年代的更為有限的「西方」。
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並把自己的歷史當作人類歷史主要的戲劇性場面來撰寫。與其他文明相比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到二十世紀末已膨脹為普遍的和狹隘的自負，自以為歐洲的西方文明現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五、普世文明：含義
1.含義
總的來說，人類在文化上正在趨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價值觀、信仰、方向、實踐和體制。在所有社會里，人類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價值觀。
「普世文明」一詞可以用來指文明社會所共有的東西，這些使它們區別於原始社會和野蠻人。它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許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價值觀和主張。這可以被稱為「達沃斯文化」。達沃斯人控制了幾乎所有的國際機構、許多世界管理機構，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軍事職位。達沃斯文化因此極為重要。
普世文化，還意味著一種思想得到發展。即西方消費模式和大眾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正在創造一個普世文明。
對於普遍大眾文化，人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傳媒，而非消費品。美國對全球電影、電視和錄像業地控制甚至超過了它對飛機製造業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關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都是美國片，兩家美國組織和兩家歐洲組織控制了全球范圍的新聞收集和新聞傳播。這一情況反映了兩個現象。第一是人類對愛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義的財富的普遍興趣；第二是受利益驅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國公司，利用這些興趣來達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然而，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證據證明下述假設：普遍的全球通訊的出現正在導致觀點和信仰的趨同，而人們會根據自己先前存在的價值觀和觀點來解釋這些通訊。
全球通訊是西方權力最重要的當代表現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這一霸權鼓勵了非西方社會中的民粹主義政治家譴責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並集結他們的公眾來保護其本土文化的延續和完整。因此，西方控制全球通訊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對西方不滿和敵視的重要根源。
2.語言
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語言和宗教。如果一種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現，那就應當出現一種普遍的語言和普遍宗教的趨勢。在人類歷史上，不斷出現通用語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紀世界是拉丁語，在西方幾個世紀中是法語，在非洲的許多地區是斯瓦西里語，20世紀後半葉，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是英語。
通用語言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相互分離的文化。通用語言是處理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的方式，而不是消滅它們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認同和社會群體的根源。
語言和權力。語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權力的分配。使用的最廣泛的語言——英語、漢語普通話、西班牙語、法語、阿拉伯語和俄語，都是或者曾是帝國的語言。這些帝國曾積極促進其他民族使用它們的語言。權力分配的變化產生了語言使用的變化。
假如在遙遠的的未來某一天，中國取代了西方成為世界占優勢的文明，英語作為世界的共同語言就將讓位於漢語普通話。
3.宗教
20世紀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現了全球性的復興，這一復興包含了宗教意識的加強和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興起，它因此擴大了宗教之間的差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兩個改宗力最強的宗教。西方基督徒1900年約佔世界人口的26.9%，1980年佔30%。穆斯林增加得更快。從1900年的12.4%增長到1980年的18%。基督教主要是通過使人皈依來傳布，而伊斯蘭教則是通過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來傳布。
六、普世文明：來源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文明社會的意識形態。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幾乎得不到支持。非西方把西方視為普遍的東西視為西方的。西方人宣布為有益的全球一體化先兆的東西，卻被非西方人宣布為邪惡的西方帝國主義。
人們往往根據他們與別人的不同之處來界定自己的身份。隨著通信、貿易和旅遊的增長，擴大了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人們日益賦予其文明認同以更大的重要性。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裡，文明的、社會的和種族的自我意識加劇了。
七．西方與現代化
普世文明的出現，也被看作是自18世紀以來持續進行的廣泛的現代化進程的結果。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復雜的、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它是始於18世紀的科學知識和工程知識驚人擴張的產物。這一擴張使得人類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控制和營造他們的環境。
現代化是一個革命進程。現代社會中的人的態度、價值觀、知識和文化極大地不同於傳統社會。作為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獲得了具有現代化的文化。當其他社會獲得類似的教育、工作、財富和階級結構的模式時，這一現代西方文化將成為世界的普遍文化。
使西方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徵有：
1.古典遺產。包括希臘哲學、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和基督教。
2.天主教和新教。從歷史上來說，這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徵。
3.歐洲語言。被寬泛地劃分為羅曼語系和日耳曼語系。
4.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在整個西方歷史上，先是唯一的教會然後是許多教會與國家並存。上帝和皇帝，教會和國家，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終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和政治如此明顯的分離。作為西方文明象徵的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分離和一再出現的沖突，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存在。這種權威的分裂極大地有利於西方自由的發展。
5.法治。法制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核心觀念，繼承於羅馬，發展於英國。法治的傳統為憲政和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而在大多數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響思想和行為方面是一個不很重要的因素。
6.社會多元主義。歷史上，西方社會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西方的獨特性是多樣化自主集團的興起和延續，它們並非建立在血緣關系和婚姻基礎上。大多數西歐社會包括相對強大和自主的貴族的力量、大量農民和雖然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賈階級。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封建貴族的力量在限制絕對君主制穩固紮根的能力方面特別重要。歐洲的多元性與同時存在於俄羅斯、中國、奧斯曼帝國和其他非西方社會中的市民社會的貧困、貴族的虛弱和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形成了鮮明對比。
7.代議機構。社會的多元性最初導致了等級、議會和其他代表貴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團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提供了在現代化過程中演變為現代民主體制的代議制形式，並成為擴大政治參與的工具。沒有任何其他的當代文明具有與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的代議機構的傳統。
8.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產生於14和15世紀，到17世紀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在20世紀的各文明中，個人主義仍然是西方的顯著標志。但是，這一在西方被視為最重要的價值觀，在世界范圍內最不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都一再把個人主義視為西方主要的區分標志。
上述這些因素單獨來說，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獨有的。然而，所有這些因素的結合卻是西方獨有的，是它們賦予了西方獨特性。它們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續不變的部分核心內容。它們是西方之為西方的東西，但不是西方之為現代的東西。它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夠在實現自身和世界的現代化中起帶頭作用的因素。
八、對西方和現代化的回應
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些社會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對西方的影響作出回應：
1.拒絕主義。19世紀期間，西方的權力使得非西方社會越來越難以堅持，而且最終不可能堅持純粹的排斥主義戰略。20世紀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圍的相互依賴，極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價。在一個現代性開始占壓倒優勢和高度相互依賴的世界裡，完全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幾乎是不可能的。
2.基馬爾主義（凱末爾主義）。即擁護現代化和西方化。這意味著一個困難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毀已經存在了許多世紀之久的文化，用從另一個文明引入的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
3.改良主義。試圖把現代化同社會本土化的主要價值觀、實踐和體制結合起來。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這種選擇一直是最流行的。
關於現代化和西方化。現代化並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採用西方價值觀、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較多現代化和較少西方化。
⑻ 讀《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筆記（2021年7月20日）
昨晚和今天中午閱讀了本書第一章的後兩節內容。
在這兩節里，作者主要通過冷戰結束後曾經出現的四種「分析範式」（也可稱作分析框架）的優缺點分析，提出他所倡導的「文明的範式」——從七、八個文明來看世界，是目前最為合理的分析框架。
曾經出現的四個範式為：
1.一個世界：歡欣而和諧。
代表性人物是弗朗西斯.福山，他提出了「歷史的終結」之命題，認為在冷戰結束後，世界將迎來一種和諧的局面，即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結點和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但後來的客觀事實證明了他純粹是一廂情願。
2.兩個世界：我們和他們。
比較典型的是通過經濟劃分方法劃分出富裕國家（發達國家）和貧窮國家（不發達及發展中國家）。
誠然，財富的差別可能導致社會之間的沖突，但是有證據表明這主要發生在當富裕的、更強大的社會試圖征服貧窮的國家，並使之殖民化時。除此之外，富國和窮國之間是不可能發生沖突的。
另外，世界太復雜，簡單地在經濟上把它劃分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劃分為東方和西方，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3.或多或少184個國家。
這是傳統的、典型的國家主義範式。它簡單地假定所有的國家都以同樣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假定武力是理解國家行為的唯一出發點。
這個範式的缺陷在於，它的假定是不充分的。事實上，國家在很多決策上確實是根據實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據許多其他東西來確定自己的利益，否則的話，在20世紀40年代末，西歐國家就應該與蘇聯聯手反對美國了。
因此，盡管在基本層面上，國家主義的範式所做的假設在整個歷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無助於人們理解冷戰後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於冷戰期間和冷戰之前的全球政治。
4.完全的混亂。
從字面就可以看出，這是典型的無政府狀態下的世界的形象。在《大失控》和《大混亂》兩本書中就提及了類似觀點。
但這種觀點對分析世界秩序毫無意義，而且盡管世界會經常處於混亂狀態，但並不是全然無序。
因此，作者認為，從七、八個文明來看待世界，可避免很多困難。它既不像一個世界和兩個世界的範式那樣為簡化而犧牲現實，也不像國家主義和混亂範式那樣為了現實而簡化。
它提供了一個易於把握和易於理解的框架，可以在越來越多的沖突中區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預測未來的發展，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導路線。
⑼ 美國版《十二怒漢》觀後感
導語：《十二公民》講述一個在貧民窟中長大的男孩被指控謀殺生父，案件的旁觀者和凶器均以呈堂鐵證如山，而擔任此案陪審團的12個人要於案件結案前在陪審團休息室里討論案情，而討論結果必須要一致通過才能正式結案的故事。我整理了這部影片的觀後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作為歐羅巴幾大人種之一，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凱爾特人一樣，在歐洲文明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作為斯拉夫民族的優秀代表——俄羅斯人，他們的性格和成就，如同伴隨他們成長的伏爾加河水和伏特加烈酒一樣，一半是寧靜，一半是瘋狂。他們時而美麗，如頓河邊晨曦中戴花邊的金發姑娘;他們時而粗魯，如烏拉爾山腳下哥薩克小鎮的醉酒大叔。在 很多領域，俄羅斯人總有驚人之舉，比如他們是第一個發射衛星和送宇航員進入太空的國家，比如年以不流血的最小代價成功實現蘇聯解體…在文學影視領域，他們更是人才輩出，比如赫赫有名的普希金、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等。而下面要講的，不是那些遠去的大文豪們，而是俄羅斯著名導演，尼基塔·米哈爾科夫的代表作——《十二怒漢》。
十一長假是個荒謬的刺激消費的舉措。人們收入本身就不高，還打著刺激消費的口號全國狂歡。這就好比中國股市，池子本身就不大，還不斷往裡抽水，想不被榨乾都難。多年來的統計數據表明，這種坑爹的長假經濟效應根本就不奏效。當然，這只是根據數據分析得出的理性結論。對於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什麼刺激消費，都讓它見鬼去吧!一年到頭就那麼幾天放鬆的日子，不出去走走實在對不起祖國和黨的關懷。於是乎，所有的景點，君不見，人山人海，摩肩擦踵，簡直就是一個個靈長類動物園，和籠子里的大猩猩們沒啥區別。對於逛多了動物園的我來說，長假七天沒有對國家經濟增長做過什麼貢獻，於是扯幾句這幾天看過的電影的文字，舒緩愧疚之情。
《十二怒漢》的劇情很簡單，講述的是個不同職業和社會地位的陪審團成員聚集在一起商議一個少年對其繼父的一級謀殺指控。影片長達兩個多小時，場景在法院旁邊一所學校的活動室里，狹小、單一、枯燥。但作品拿到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獲得巨大成功，必然有其妙處：
第一，新瓶裝舊酒，釀酒材料不同。俄羅斯版《十二怒漢》翻拍於美國年版《十二怒漢》，大學上選修課時曾聽老師提到過這部電影。美國版的《十二怒漢》獲得巨大成功，之後，又先後有三版《十二怒漢》問世，但反響平平。直到尼基塔·米哈爾科夫的這一部，才取得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內容，用了新瓶子。影片以俄羅斯車臣為背景，由一個車臣少年涉嫌謀殺收養他的俄羅斯軍官展開敘述。眾所周知，俄羅斯是一個擁有一百多個民族的國家，在斯大林獨裁統治期間，民族矛盾激烈，車臣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區，前幾年因沖突不斷頻頻吸引世人關注。影片中除了十二個陪審員在活動室中為車臣少年是否有罪展開爭論之外，還用黑白、詩化的鏡頭斷斷續續地展示了車臣沖突的血腥，特別最後階段一隻狗叼著一隻被炸斷的手，手上的戒指反射刺眼出的光讓人深感戰爭的恐怖。車臣問題可歸結為民族問題，但終究還是宗教沖突和文明沖突。誠如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未來世界的沖突和戰爭基於文明的沖突。其實這個觀點千年前就適用。自薩拉丁於年佔領耶路撒冷後，穆斯林文明與基督文明的沖突便綿延不絕，多達九次的十字軍東征並沒有消除仇恨。而今，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利比亞等穆斯林國家與歐美基督教國家的矛盾越來越深，車臣與俄羅斯之間也如此。東羅馬滅亡後，包括車臣、黑山、塞爾維亞、喬治亞等巴爾干半島和外高加索地區被阿拉伯人征服，屬於伊斯蘭教，這與俄羅斯的東正教(屬於基督教)的矛盾不斷加深。這一點，中國的新疆、寧夏最為相似。盡管馬克思那個傻逼把宗教說得一無是處，但是人類是離不開宗教的。盡管都是斯拉夫人，但正因為宗教、文明沖突的原因，車臣地區才會如此動盪不安。而導演剛好抓住了這個新瓶，裝下“十二怒漢”的舊酒，客觀地展示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地區矛盾和民族矛盾，看來俄羅斯主管電影發行的政府部門比較開放。這是要是換在廣電總局牛逼哄哄的中國，拍一部新疆關於民族矛盾的片子是不可能的事兒。總之，尼基塔·米哈爾科夫恰當地運用了車臣的背景使影片獲得了巨大成功，據說當時俄羅斯總統普京還專門觀看了這部電影。而這也是先前幾部翻拍片難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少數戰勝多數”的個人主義思潮。東西方文化很大的一個差異就是農業社會集體主義和商業社會個人主義。如在教育上的差別尤為明顯。東方提倡填鴨式的教學，一千個讀者只有一個哈姆雷特;西方提倡放羊式教學，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尤其是美國好萊塢電影，把希臘式的個人英雄主義發揮到極致;而在中國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我相信組織(集體)的安排”，文化差距一目瞭然。俄羅斯雖然經歷過蘇聯時期的社會主義集體觀，但其根本還是一個個人主義盛行的國家。影片中，十一個陪審員一致贊成車臣少年有罪，唯有一個陪審員不贊成。經過層層爭論，最終使贊成票與反對票的比例由變為，令人膛目結舌的結果。這是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雖然只發生在簡陋的活動室里，沒有好萊塢式的驚險打鬥、美女襯托，但拯救了一個鮮活的無辜的生命，依舊偉大。
第三，也是此部電影的核心——陪審團制度。所謂陪審團制度，指的是特定人數的有選舉權的公民參與決定是否起訴嫌犯、並對案件作出判決的制度，此制度多用於英美法系的國家和地區。陪審員要有一定的資格條件，如國籍、年齡、職業等。影片中的位陪審員來自各行各業，有畢業於哈佛大學的上層階級，也有開計程車的底層人。陪審員作為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爭議不斷。一方面，陪審團制度保證了普通人民參與行使司法權，使普通人能夠司法過程中參與的人民性、組成人員的人民性和裁判的人民性，同時因為有陪審團的直接參與，可以根據陪審團的意見修改法律而具有造法功能，更重要的是通過人民的參與，可以推進公民知法、守法，具有重要的法制教育功能。總之，陪審團制度本著“寧可錯放一萬，不可枉殺一人”的以人為本的理念，在制衡司法獨斷與專橫，保障公民自由、民主發揮重要作用。這與中國時下一起起冤假錯案形成鮮明對比。另一方面，不可否認，陪審團制度也有不足的一面。因為陪審員不是專業人員，有時會受情感、種族等因素影響作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審判。如上世紀年代美國辛普森案，不管檢方的證據是否充足，由於陪審團都是黑人(辛普森是黑人)，陪審團一致判定辛普森無罪。再比如今年的總裁卡恩，因為涉嫌強奸女服務員而被宣判有罪，幾天後又戲劇性地被宣判無罪。這些缺點成為很多人沖擊陪審團制度的理由。其實，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陪審團制度也不例外。但是，陪審團制度的優點遠遠大於缺點，截止到目前人類還沒有找到更好的方式去替代它。正如影片中的陪審團成員，平時他們如滄海一栗，是社會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然後正是通過陪審團這一制度，使他們能夠通過自己微小的力量來捍衛一個國家的司法正義，成為制衡司法專橫的有力武器。試想一想，假如前幾年的江蘇彭宇案有陪審團參與，最後的判決結果還很難說。也正是因為受這一案件的.影響，現在社會淪落到老人跌倒無人敢扶的尷尬境地。正是因為陪審團制度的缺失，成為中國難以實現法治的原因之一吧。
第四，對於人性的描寫。人性是惡的，自私的?還是善的，無私的?影片通過幾次談話來展現。一是牆上有污染的管道。那個管道已存在四十年，照此下去，他還會存在四十年。為什麼，因為公家的東西，沒人去在意，更有甚者據為私有。這就好比經濟學中的“公地悲劇”，越是公共的財產，越是沒人管理，越是容易受到私心的掠奪。目前中國的巨大的國有資產，不正是一個巨大的公地悲劇嗎?二是名陪審員一致作出車臣少年無罪的投票後，陪審團主席提出一個問題：車臣少年無罪釋放後，無家可歸，肯定會遭到追殺。陪審團宣判他無罪，但同時也宣判了他的死刑，怎麼辦?此時陪審員們的反應是自私的，有的要去會女友、有的趕著去演出…但同時，他們的理由也是合理的。人性本身自私，我們無須高舉道德的棍子棒殺其他人。因此，人是二分善八分惡，需要用法律去威懾，用道德去教化，前者為主，後者為輔。
最後，關於結尾。東西方民族的心理差異，在電影結尾處尤為明顯。西方重過程，在結尾處簡單化或者模糊處理，讓觀眾有想像的空間。比如《魔戒》第三部的結尾很有趣，觀眾會認為這是在為將來再拍續集埋下伏筆，但更多的是給觀眾留下一個想像的空間。這部電影也同樣如此，結局很明顯講得不那麼詳盡。不然，怎麼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呢?東方重結果，中國包括香港的電影則是大團圓式的結局，最後一定是皆大歡喜的、熱鬧的，在酒杯和鞭炮聲中結束的，沒有太多的想像空間。當然，這兩種方式，無孰優孰劣之分，只是文化心理差異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