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電影差異英語論文

『壹』 英語作文「中國電影和外國電影你比較喜歡哪個」 及原因。 急``````

各有所長 應為中國和外國的傳統不一樣所以看外過電影會很吃力 有的地方不理解 很正常

『貳』 關於當代美國電影~論文。。。。。。急！！！！！

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

從現存的默片《嬌花濺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執導，1919）算起，美國電影塑造華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歷史。本文選擇六部不同時期的美國電影，歷史地分析、解讀華人形象如何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中種族、性別與政治沖突的體現。在二十世紀初，華人曾一度被塑造為熱愛和平、與人為善的形象，如《嬌花濺血》，但由於美國十九世紀末驅趕華人勞工後，「黃禍」意識的延續，好萊塢更熱衷於將華人想像為對白人構成威脅的「野蠻的」他者，如《閻將軍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執導，1933）。到了中國抗戰及歐美二戰時期，美國宗教救世話語影響下的好萊塢及時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蘭克林[Sidney Franklin]執導，1937）之類的影片，贊揚中國婦女的勤勞勇敢及對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戰時期持續不衰的東方主義想像又投射出一批如《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執導，1960）宣揚西方「白馬王子」超俗愛情、東方女子感恩獻身的神話故事。美國國內60年代起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也使華人一時凸顯成「模範少數族群」，「自願」同化於美國主流白人文化，在銀幕上演出了歌舞昇平的輕喜劇，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羅傑斯[Richard Rodgers]執導，1961）。作為難得一見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話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羅嫩貝格[David Cronenberg]執導，1993）布下性別迷陣，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機，精彩地顛覆了西方冷戰話語及東方主義的敘事模式。

美國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可以作種種解讀。按學者馬凱蒂（Gina Marchetti）所論1：

好萊塢利用亞洲人、美籍華人及南太平洋人作為種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間更直接的種族沖突，或逃避白人對美國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復雜心情。

馬凱蒂認為好萊塢電影的敘事運作方式是神話般的，利用多種故事模式迷惑觀眾，如：強奸模式、俘虜模式、誘惑模式、救世模式、犧牲模式、悲劇愛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這些好萊塢電影模式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揭示了這些模式的意識形態內涵及其話語運作方式，對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好萊塢有著不可忽略的現實意義。

一 《嬌花濺血》：種族危機與性別體現

《嬌花濺血》講述一位簡稱「黃人」（亦稱「程環」）的中國人離鄉背井到倫敦謀生，暗戀一位屢遭父親蹂躪的英國少女的悲劇愛情故事。影片開頭即明確表現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黃人到中國佛寺進香，祈求遠赴他鄉後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廟，就遇上西洋水兵聚眾鬧事街頭。東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又體現了種族的性別定型。踏上異域後，黃人的行為與價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從而與愛爾蘭拳擊手巴羅所體現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對立：前者為文弱、溫雅的店鋪伙記，後者為粗暴、強壯的酗酒工人；前者為浪漫的夢想家，沉溺鴉片，醉心審美，後者為施虐的父親，折磨女兒露西而得快感。露西為黃人店中的東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黃人熱心獻出絲綢衣料，讓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溫暖。這一跨種族的戀情，威脅了西方父權中心的秩序，巴羅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趕來營救的黃人與巴羅對峙，一槍擊斃巴羅，將露西的遺體抱回店中，放於牀上，燒香超度，然後用匕首刺心自殺而亡。

馬凱蒂指出《嬌花濺血》標題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質：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嬌花，生長於貧乏之地，雖如期開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躪而雕謝夭折2。在影片中，導演格里菲斯為強調東方（女性式的）的溫文細膩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蠻橫粗暴，將黃人的牀鋪同時塑造成一個戰場和祭壇。黃人先是在牀邊細心照料露西飽受創傷的心靈，然後在牀前盡力保衛露西不被巴羅帶回家，最終又在牀邊殉情自殺，完成了現世中不被認同的一段跨種族、跨文化情緣。由於格里菲斯在影片結尾時刻意營造香火縈繞的詩意氛圍和黃人凝視露西遺體和匕首時的跪拜姿態，馬凱蒂等西方學者認為黃人的自殺場景潛意識地表現了一種「戀屍情節」及視覺上的「性快感」，因此更為影片增添慾望和幻想的空間3。影片對這種慾望和幻想的定位也體現在露西身上：作為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種超越性行為的，因此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純潔女性。

正因為露西的純潔，施虐的父親成為《嬌花濺血》被抨擊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奪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設置了兩個象徵性的「強奸」場面。第一，巴羅手持象徵「陽具」的鞭子，鞭尾從他的腰間向前垂下，正面威脅著摔倒在地、面色驚慌的露西。第二，露西為躲避父親，藏身在窄小的儲藏間門後，而巴羅怒持利器，砸開門洞，破門而入，將露西揪出毆打。兩個象徵的「強奸」場景都表明了傳統女性在西方專橫的父權制度下的悲慘境況，也體現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節結構。

從性別的角度看，黃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種當時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傾心的男性美德，但卻無疑是一種在西方被視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薩熱（Julia Lesage）稱黃人為「浪漫的英雄」，一個傾向自審、謙卑、文弱、被動而終究無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這個美學化的形象來表達一種道德觀：「亞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與歐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為了提高《嬌花濺血》的美學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紐約市首映時，設計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將影片定位於貴族及中產階級才能欣賞的高級藝術品，而非當年移民眾多的紐約人花五分錢便可觀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認，格里菲斯美化種族間的謙讓和互容，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緩減他早年影片《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對黑人歧視的描寫所造成的不良效果。這里，《嬌花濺血》對東方文明的贊美本來為的是緩解西方社會的種族沖突，希望電影觀眾提高修養，認同高雅文化。但從電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好萊塢確定了男性華人在銀幕上的一種典型的女性化形象，從此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 《閻將軍的苦茶》： 性威脅與俘虜情節

當然，另一類眾所周知的好萊塢男性華人形象與黃人的成另一極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或土匪。在《閻將軍的苦茶》里，專橫跋扈的閻將軍在中國目視無人，根本不把西方女傳教士玫根的善意勸導放在眼裡，當著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體槍殺戰俘而毫不眨眼的絕對權威。不過，《閻將軍的苦茶》轉而刻意營造閻將軍和玫根之間曖昧的情感游戲，因此有別於早一年發行的《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執導，1932）。

在《上海快車》中，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革命黨首領是一位混血華人，在騎劫京滬快車後，對乘客中紅極一時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為脅迫「上海百合」就範，他一方面威脅要用火鉗弄瞎英國醫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強迫「上海百合」同車廂的中國妓女慧菲與他過夜。《上海快車》因此融合了好萊塢的強奸模式和俘虜模式，強調了華人對西方人的性威脅。按弗洛伊德的理論，瞎眼是男性去勢的象徵，而革命黨首領用火鉗燙傷一個德國鴉片商則意味著象徵性的強暴佔有之舉。

《上海快車》的轉折點是慧菲意外地復仇殺死了強奸她的革命黨首領，從而解救了京滬快車上的「俘虜」，也完成了影片結尾處「上海百合」與英國醫生的愛情夢。在復仇一場戲里，導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場面營造，將華裔影星黃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牆壁上，通過撲朔迷離的光影交錯，重現了黃柳霜自《巴格達盜賊》（The Thief of Baghdad）（沃爾什[Raoul Walsh]執導，1924）之後所體現的陰險毒辣、深奧莫測的東方「龍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華人的性威脅一旦解除，《上海快車》即以好萊塢固有的白人之間的男女愛情大團圓結局。

回到《閻將軍的苦茶》，中國軍閥與白人女傳教士之間的愛情則難以在常規的好萊塢模式中發展。影片開頭，玫根初抵中國與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見，不期在兵荒馬亂中落入閻將軍的行宮。與《上海快車》中的革命黨首領相反，閻將軍雖傾心玫根卻不強加己意。相反，他讓玫根盡其福音傳教的義務，自由活動於行宮中，在情感游戲之間證明了最終是誰感化了誰。由於玫根輕信閻將軍之妾，使閻將軍軍事機密外露，軍火列車被打劫一空，從此閻將軍喪盡權勢，眾叛親離。

有趣的是，隨著閻將軍權勢的削弱，他在玫根眼裡的「文明」程度則不斷增加，從一個野蠻的劊子手漸漸變成風度翩翩的紳士。閻將軍的變化在玫根的一場白日夢中充分體現出來。玫根先是夢見閻將軍以毫無浪漫色彩的游俠形象出現，這游俠酷似當時在好萊塢盛行（1926-52年間共出品四十六部）的偵探片系列《陳查理探長》（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陳查理探長，隨後閻將軍又以一副猙獰的、色情的傅滿洲的形象出現，追逐玫根不放，使她從夢中驚醒。閻將軍在玫根的夢中扮演了好萊塢假設的華人男性的兩個極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無性威脅的男子，如陳查理或早期的黃人；其二，陰險野蠻的惡魔，如傅滿洲或1936-40年間影片《飛俠哥頓》（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華人奸臣「無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夢既表達了好萊塢對華人男子形象二元對立的思維，也揭示了這種對立實際上來源於西方人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嚮往異國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懼他者的威脅。與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閻將軍既是性威脅又是性誘惑，等到片尾閻將軍人去財空時，玫根寧願留下來服侍閻將軍。她穿上閻將軍贈送的絲綢中裝，跪在閻將軍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為閻將軍此時已服毒自殺，面帶性徵服異族女性勝利後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遺棄的行宮里哀嘆人世蒼涼，命運叵測。

《閻將軍的苦茶》在一些細節上回應了《嬌花濺血》，玫根身著絲綢中裝與露西相仿，而閻將軍的自殺更與黃人相似。從象徵意義來看，這兩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車》中革命黨首領的遇刺——都證實了好萊塢敘事模式對華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徵性「去勢」的慾望，即從銀幕上根本除去華人對西方女子的性威脅。不難想像，好萊塢從此很少再編織華人男性與西方女性的愛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馬王子征服東方美女的演繹不盡的纏綿情愛（如本文第四節將述）。

三 《大地》：農婦土地與原始情感

馬凱蒂推測《閻將軍的苦茶》將中國描述成「一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奇異、危險、混亂的地方」，為的是轉移當年飽受經濟蕭條之害的美國觀眾的注意力6。這一推測也許言過其實，但數年後《大地》對中國災荒和貧窮的渲染，的確可能給美國觀眾一種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化，而中國人卻還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美國觀眾的自豪感還可以來自他們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國農民像美國建國初期的拓荒者一樣，本著對土地堅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災人禍，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大地》改編自在中國生長的美國傳教士後裔賽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暢銷小說，其中的基督教關聯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國農婦勤勞勇敢的形象，被稱為是美國電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華人形象（如鴉片病鬼、滑稽廚師、洗衣店員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陰險妖女和野蠻軍閥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農婦歐蘭歷盡千辛萬險，生兒育女，勤儉節約，默默地幫丈夫種田持家，在荒年也堅決不肯賣地，而寧願沿途乞討到南方，維護了立家的根本，最後又為丈夫納妾安度晚年。影片結尾，歐蘭悄然病死，丈夫望著窗外的桃樹，緬懷妻子而感嘆：「歐蘭，你就是土地。」厄爾林（Richard Oehling）認為影片中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是西方人無法想像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國才可以理解。厄爾林進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國農民的形象變得真實可愛，成功奠定了後來40年代戰爭片中中國農民形象的塑造。」7誠然，另一部改編自賽珍珠小說的影片《龍籽》（Dragon Seed）（康韋[Jack Conway]與比凱[Harold S. Bucquet]聯合執導，1944）同樣渲染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為了不讓日兵收獲糧食，他們自願放火燒毀田園農庄，進山避難，讓兒女加入游擊隊保衛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與時局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萊塢接受《上海快車》和《閻將軍的苦茶》等片在中國屢遭抗議而禁演的教訓，在《大地》拍攝時邀請中國官員預審劇本，到中國購買道具，又在洛杉磯動用眾多華人自願者參與攝制8。雖然中國官方對完成的影片不盡如意，但雷納（Luise Rainer）扮演歐蘭的成功，使她榮獲當年奧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獎。值得說明的是，時至40年代，好萊塢明文規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數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員為「扮黃臉」而化妝得奇形怪狀，面目全非，絲毫談不上甚麼真實或美感。

四 《蘇絲黃的世界》：白馬王子與超俗愛情

到了放映《蘇絲黃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黃臉」現象已經結束，女主角已由華人扮演。這部東方主義色彩濃厚的愛情片描寫美國白人畫家羅伯特到香港尋求自我，愛上蘇絲黃小姐，克服種族、階級和文化的鴻溝，有情人終成眷屬。蘇絲第一次在輪渡遇見羅伯特即以不標準的英文宣稱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處女」。羅伯特進入九龍城，街道兩側擁擠的貨攤、行人和車輛組成一幅東方主義視野中典型的雜亂無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車》片頭京滬快車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動物阻擋的景象，而時隔近三十年，兩個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視野對第三世界落後的無奈。然而無奈並不等同無能，在《蘇絲黃的世界》里，羅伯特即肩負起改變東方落後無知的責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發現「美琳」原來名叫蘇絲，是當地頗負盛名的舞妓。潑辣、迷人的蘇絲，在羅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體。為了拯救蘇絲「墮落」的靈魂，羅伯特請蘇絲作模特兒，挖掘她所體現的東方美，從而逐漸改變了她個人形象的藝術品味。

《蘇絲黃的世界》依據東方主義的典型話語模式，讓羅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視野重新解讀「愚昧的」東方，創造出東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義。一天，羅伯特驚訝地發現蘇絲穿了一套在街上買來的昂貴的歐式服裝，責怪她「沒有任何美感」，裝扮得像「下賤的歐洲街頭妓女」，進而將蘇絲脫個半裸，在銀幕上演了一出脫衣舞。諷刺的是，羅伯特從來不曾為蘇絲作香港街頭妓女的中國服飾提出異議。更諷刺的是，他讓蘇絲穿上他為她購買的中國古裝行頭，將她裝扮成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公主」。這里，羅伯特重新「創造」東方，為的是強調自己的主體性：是他讓西方的「藝術品味」在不知自身價值的東方女性身上「體現」出來。他將作為古裝公主的蘇絲繪入畫中，從此創造出另一個比現實「更美」的蘇絲，而絲毫不顧蘇絲本人是否認同這種「美」的體現。

似乎單讓羅伯特在藝術上「拯救」蘇絲還不夠，《蘇絲黃的世界》又讓羅伯特在影片高潮時演出了英雄救美的驚心動魄場面。蘇絲與羅伯特同居後經常不辭而別，消失幾天後才重返。心懷疑惑的羅伯特跟蹤後發現原來蘇絲有個私生子，寄養在山上的貧民窟里。適值香港大雨傾盆，山洪暴發，危及貧民窟。蘇絲為救孩子，沖破警察的阻攔，冒雨奔向山腰。羅伯特緊跟其後，在釘蓬被洪水沖垮前救出蘇絲，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結尾時，蘇絲在廟宇燒香為孩子的亡靈超度，答應同羅伯特移居美國，因此滿足了白馬王子的心願。如果說電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將來，那麼蘇絲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沒有前途的將來。所以，作為第三世界貧困、落後的記憶標志，這位無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萊塢的超俗愛情故事裡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了，因為影片要觀眾憧憬的是蘇絲脫離第三世界後與白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與文化異同

如果說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在以上分析的電影中都以主流話語的形式出現，《花鼓歌舞》則通過華裔移民主動認同美國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現西方中心的無所不在。這部改編自暢銷百老匯歌劇的電影全部由華人扮演，通過愛情三角的價值設計和兩代移民的觀念沖突，既贊美了孝順、賢惠等傳統中國美德，又支持華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現代文明的意願。香港在影片中是美麗和她父親非法移民的出發地，他們躲在船艙的木桶堆里漂洋過海來到舊金山。美麗自幼許配給他人，此行正是為踐婚約。父女初到舊金山，人生地不熟，幸虧美麗靈機一動，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讓有心人帶見夫婿（一位開餐館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傾心舞女琳達，而琳達又愛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紹美麗到吉姆的父親家暫時居住，賢惠的美麗打動了吉姆恪守中國傳統的父親，使他有心為吉姆拉線，從而使吉姆陷入兩難的三角戀。一次吉姆與琳達驅車郊遊，琳達親吻吉姆，讓他享受「美國式的」愛情表示，但如同《蘇絲黃的世界》中的羅伯特，內向的書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頗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僅掩蓋了當年美國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抹煞歷史，粉飾太平，而且還設計了一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傾向中國傳統美德的吉姆和美麗與沉溺西方物質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達終成眷屬，表示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可以容納各種趣味、各種理想。這一「融合」主題在另一首歌曲〈大雜碎〉中得以展示：美國社會就像美國人發明的中國菜「大雜碎」，蔬菜、肉類樣樣都有，而且味道不錯。眾人高唱〈大雜碎〉這首歌的場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國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為美國「新發現的」模範少數族群，華裔似乎避免沖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為好萊塢同化模式的最佳選擇。

不可否認，《花鼓歌舞》中歌舞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萊塢自欺欺人的掩飾。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軍閥混戰時的中國，是暴力和危險的象徵。唐人街這種惡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龍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諾[Michael Cimino]執導，1985）即將紐約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會壟斷、暗殺成風地獄般的社區，唯有一位改姓「懷特」（White意指「白人」）、願為美國越戰戰敗而「復仇」的白人警探孤軍奮斗，對唐人街開戰。受西方中心與東方主義話語的雙重鉗制，懷特先在一次餐館槍戰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強暴了美麗的華裔電視台女記者，進而肆意佔用她的公寓進行反黑幫活動。懷特的行為再次證明「佔有異國女人即佔有異國土地」的殖民心態，只是《龍年》的異國就在紐約，而這「異國論」又進一步揭示，美國主流文化從未將唐人街視為美國本土社會的一部分。應該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國華裔社會已漸漸成熟，華人社團聯名向好萊塢抗議影片辱華，逼使《龍年》在公映時不得不在片頭加上「純屬虛構」之類欲蓋彌彰的遁詞。

六 《蝴蝶君》：性別迷陣與身份危機

對西方中心的神話進行最徹底顛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兩條重迭的線索中發展：一是冷戰時期東西方之間錯綜復雜的間諜戰，二是東方主義話語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東方女子的愛情游戲。這里說「游戲」，是因為東西方之間猶疑不定的性別—政治迷陣的最終結局，是東方仍然是謎一樣地不可思議，而西方到頭來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卻無情解構了自己。

影片開始，法國駐北京使館外交官加利馬爾在一次音樂會上被宋麗玲演唱義大利歌劇《蝴蝶夫人》的美妙歌聲感動，愛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動追求宋麗玲。宋麗玲不無嘲諷地提醒加利馬爾，歌劇《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來的美，不一定被東方人所認同。這部歌劇贊頌一位日本女子因美軍情人離別後哀訴其思念之情，數年後發現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殺，以完成一種堅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馬爾無法從東方主義這種刻板的單向思維中自拔，自認是一位西方男子氣十足的白馬王子，理所當然地要征服才貌雙全的東方美女。加利馬爾幾經周折後如願以償，佔有了宋麗玲的身體，在文革中回法國後又驚喜地得知宋麗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為他生了個孩子。當他們離別多年在法國重逢後，加利馬爾驚訝地發現過去的一切都是騙局，宋麗玲原來是中國間諜，兩人因此雙雙入獄。更驚人的是法庭宣布宋麗玲是位男性，丑聞公開後一時成為頭條新聞。

其實，這一聳人聽聞的間諜案取材於法國真實的故事，影片改編自黃哲倫的同名暢銷舞台劇。徹底顛覆西方中心神話的高潮設在影片結尾，此時宋麗玲被法國驅逐出境，乘機回國，而加利馬爾則在監獄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後在極端痛苦中自殺。加利馬爾的自殺場景意韻深遠。他一邊用錄音機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邊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場，面對走廊上觀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馬爾，就是蝴蝶夫人。」然後用破碎的化妝鏡片自盡，而不知就裡的觀眾還在為他精彩的表演熱烈鼓掌。加利馬爾自殺表演時的誠懇自白揭示了西方想像中的東方美女最終不過是一個幻想，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這個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東方，最後意識到這個終生期待的幻想不在異國，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馬爾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終結的時刻：他不再幻想佔有蝴蝶夫人（他原先佔有的蝴蝶夫人宋麗玲早已無情地欺騙了他），因為此時此地他自己已經成為蝴蝶夫人（一個永遠不會欺騙他的「她」）。

加利馬爾一生所竊取的間諜情報中沒有任何一條比他生命終結時所發現的事實更真實：東方主義的完美男人（白種人）和完美女人（東方人）歸根結底都不過是西方話語製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馬爾死心塌地地按這種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極端而自戀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萊塢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繞了一大圈後回頭顛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馬爾）—東方美女（宋麗玲）—蝴蝶夫人（宋麗玲）—蝴蝶夫人（加利馬爾）。換成性別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終不過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體性），西方中心內在的身份危機由此揭曉。

顯然，影片《蝴蝶君》對西方中心的顛覆是從西方男性身體（自我中心）開始做起。蘇內爾（Asuman Suner）認為，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男性主體性表現在身體對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經歷變化、變異後身體失控，男性就因邊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體性也瀕於崩潰，所以《蝴蝶君》不妨作為後現代的恐怖片來解讀14。由此看來，加利馬爾—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換性從根本上瓦解了東西兩方和男女性別的界限，顛覆了西方冷戰和東方主義的雙重話語，對西方觀眾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構了「殖民女性」（既對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這一西方話語策略，出其不意地來一個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將後者作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質。顛覆的結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體性是危機重重的，靠幻想東方離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來充實自己嚮往擴張的殖民和佔有的慾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對西方而言，東方終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像出的華人形象宋麗玲主動向西方中心交還了東方主義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東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劇美），但他（她）同時也讓西方看到西方所不願面對的冷戰事實：「背信棄義的」中國間諜和危機重重的西方主體。宋麗玲因此同時體現了西方視野中東方的迷人（愛情）和危險（死亡），二者合力摧毀了加利馬爾（自大、自負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認，華人形象的這種雙重性正是長期以來驅使好萊塢敘事慾望的一個動力：幻想他者，編造愛情，滿足觀眾，擴張自我。在好萊塢的想像中，華人就像隱藏在奇觀的面具背後謎一般的東方女人（華人男性因此必須女性化，從黃人到宋麗玲皆如此設計），既誘人銷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這奇觀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萊塢的虛構之一。面具背後並沒有甚麼隱藏的真實，因為這面具本身就是好萊塢的真實，或真實的好萊塢：一個奇觀的造夢機器，不停地在種族、性別與政治的交錯層面間虛構自己的故事。

並不是很完整，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叄』 電影《喜福會》所表現的中西方文化差異，論文怎樣寫，求指導

文化差異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差別，當他們相遇之時會產生沖擊、競爭及失落等反應。 文化差異可能由於宗教界別、種族群體、語言能力、政治立場、社會階級、性別、民族主義、年齡代溝、文學修養、藝術認知、教育程度等之不同，而產生文化差異。
那麼，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究竟應該怎樣來表示呢？霍夫斯坦特從其調查數據的分析中，得出了以下描述各種文化差異的指標：
（一）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
權力距離即在一個組織當中，權力的集中程度和領導的獨裁程度，以及一個社會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組織當中這種權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業當中可以理解為員工和管理者之間的社會距離。一種文化究竟是大的權力距離還是小的權力距離，必然會從該社會內權力大小不等的成員的價值觀中反映出來。因此研究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就可以判定一個社會對權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例如，美國是權力距離相對較小的國家，美國員工傾向於不接受管理特權的觀念，下級通常認為上級是「和我一樣的人」。所以在美國，員工與管理者之間更平等，關系也更融洽，員工也更善於學習、進步和超越自我，實現個人價值。中國相對而言，是權力距離較大的國家，在這里地位象徵非常重要，上級所擁有的特權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這種特權大大地有助於上級對下屬權力的實施。這些特點顯然不利於員工與管理者之間和諧關系的創造和員工在企業中不斷地學習和進步。因而要在中國的企業當中採納「構建員工與管理者之間和諧的關系」以及「為員工在工作當中提供學習的機會，使他們不斷進步」這兩項人本主義政策，管理者有必要在實踐當中有意識地減小企業內部權力之間的距離，才會更好地實現管理目標。
（二）不確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們對於不確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會感到面對的是一種威脅，從而總是試圖加以防止。防止的方法很多，例如提供更大的職業穩定性，訂立更多的正規條令，不允許出現越軌的思想和行為，追求絕對真實的東西，努力獲得專門的知識等等。不同民族、國家或地區，防止不確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樣的。相對而言，在不確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會當中，人們普遍有一種安全感，傾向於放鬆的生活態度和鼓勵冒險的傾向。而在不確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會當中，人們則普遍有一種高度的緊迫感和進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種努力工作的內心沖動。
例如，日本是不確定性避免程度較高的社會，因而在日本，「全面質量管理」這一員工廣泛參與的管理形式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終身僱傭制」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與此相反，美國是不確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會，同樣的人本主義政策在美國企業中則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日本推行良好的「全面質量管理」，在美國卻幾乎沒有成效。中國與日本相似，也屬於不確定性避免程度較高的社會，因而在中國推行員工參與管理和增加職業穩定性的人本主義政策，應該是適合的並且是有效的。此外，不確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會，人們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確定性，能夠接受更多的意見，上級對下屬的授權被執行得更為徹底，員工傾向於自主管理和獨立的工作。而在不確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會，上級傾向於對下屬進行嚴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
（三）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indivi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個人主義」是指一種結合鬆散的社會組織結構，其中每個人重視自身的價值與需要，依靠個人的努力來為自己謀取利益。「集體主義」則指一種結合緊密的社會組織，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體之內」和「在群體之外」來區分，他們期望得到「群體之內」的人員的照顧，但同時也以對該群體保持絕對的忠誠作為回報。美國是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強調個性自由及個人的成就，因而開展員工之間個人競爭，並對個人表現進行獎勵，是有效的人本主義激勵政策。中國和日本都是崇尚集體主義的社會，員工對組織有一種感情依賴，應該容易構建員工和管理者之間和諧的關系。
（四）男性度與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
男性度與女性度即社會上居於統治地位的價值標准。對於男性社會而言，居於統治地位的是男性氣概，如自信武斷，進取好勝，對於金錢的索取，執著而坦然；而女性社會則完全與之相反。有趣的是，一個社會對「男子氣概」的評價越高，其男子與女子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也就越大。美國是男性度較強的國家，企業當中重大決策通常由高層做出，員工由於頻繁地變換工作，對企業缺乏認同感，因而員工通常不會積極地參與管理。中國是一個女性度的社會，注重和諧和道德倫理，崇尚積極入世的精神。正如我們上面的敘述，讓員工積極參與管理的人本主義政策是可行的。
通過對上述文化四維度調查數據的分析，霍夫斯坦特證實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而且這種差異性是根植在人們的頭腦中的，很難輕易被改變。文化差異是由各國的歷史傳統以及不同的社會發展進程所產生的，表現在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從霍氏的各文化維度指標值中，可得出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就是在同為東方文化圈的中國大陸、日本、中國香港、新加坡等也是較明顯的。就如中日兩國文化都是一種集體主義導向，但兩種集體主義卻有較大的不同。此外，除了民族、地域文化差異之外，不可否認，還有投資合作夥伴「公司文化」的風格差異。可以說，公司內文化差距越大，產生文化沖突與困惑的可能性與強度就會越來越大。
當然，文化差異的指標不會只有四個。但即使只考慮這四個文化差異指標，且認為每個指標也都只有兩種情況，按照排列組合來分析，也可能有68種不同的民族文化類型。霍夫斯坦特的研究方法，和企業文化類型的多樣性相兼容。
（五）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long vs short term orientation）
第五個維度從對於世界各地的23個國家的學生的研究中得出。這項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國學者設計的調查問卷，可以說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長期取向的價值觀注重節約與堅定；短期取向的價值觀尊重傳統，履行社會責任，並愛『面子』。這一維度的積極與消極的價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義中找到，他是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哲學家，生活於公元前500年；然而這一維度也適用於沒有儒家傳統的國家。

『肆』 英語作文 中國電影與好萊塢電影的區別

美國電影最大的特色就是商業氣氛強但也不是不講究藝術性,而中國電影是以藝術性為主,娛樂性及商業性要差一些

『伍』 從電影和音樂看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英語研究性學習報告）可以全用中文

電影折射中西文化差異
摘要：隨著全球化的進程，當今世界各種文化逐漸融合，但彼此間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中西文化作為人類整體文化具有其一致性，但在其發展路徑上確實存有諸多差別。本文將透過電影這一文化載體討論中西文化間的一些差異。由此學習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的優秀之處，並且保留傳統文化的精髓，處理好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

關鍵詞：電影 文化差異

電影是一個很好的文化載體，是反映了文化方方面面的一種媒介。電影很像一個容器，它可把人生中的各種滋味都納入其中，作為現代人去表現對對過去日子的總結，對現在生活的理解，對未來發展的嚮往。

1．自由和民主——《勇敢的心》VS《英雄》
在課上看的由梅爾.吉布森主演的《勇敢的心》，這部攝於1995年的好萊塢電影，將公元十三世紀的蘇格蘭人民大起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搬上銀幕，以宏偉壯闊的氣勢為影片贏得了史詩巨片的稱號。在影片中我們看到蘇格蘭的山脈、森林和村莊，凄婉的風笛和蘇格蘭人民在貧困痛苦中發出的反抗的凄厲的呼號，真切地感受到了歷史。
片中主角華萊士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英雄，他的心向著獨立和自由，在斗爭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雖敗猶榮，不禁讓人想到我國古代荊軻刺秦的故事，所謂的藝術大師張藝謀根據這一題材拍攝的電影《英雄》，雖然在票房上獲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是他所表現的英雄到最後還是屈服於統治階級。影片的主旨是秦始皇統一中國是順應生產力發展的，是正確的。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所有英雄們的反秦活動都是愚昧的，無名在最後意識到了錯誤，甘心死於秦兵的亂箭下。與之不同，在《勇敢的心》中，統治者始終是小丑的身份出現，他們用各種見得人或者見不得人方式維持自己的政權和誇大自己的勢力范圍。人民永遠都是他們的羊圈裡的羊。所以電影中把權力階級搞得比較猥瑣是順應人類發展的潮流的，殺死狗官都會讓人覺得解恨，節日般慶祝。如同巴赫金所說的，「與官方節日相對立，狂歡節彷彿是慶祝暫時擺脫占統治地位的真理和現有的制度，慶祝暫時取消一切等級關系，特權，規范和禁令。這是真正的時間節日，不斷生成，更新和更替的節日。它同一切永恆化，一切完成和終結相敵對。它是面向永遠無限的未來的。」
在《勇敢的心》中，殘暴的英格蘭國王殺了華萊士的父親、哥哥、愛人。華萊士不是戰爭狂人，沒有戰爭癖，他是被一步步逼成英雄的有。而在《英雄》中，無名、殘劍、飄雪等人精心計劃的刺秦變得毫無意義，刺秦之前那麼多人做的那麼多的事都變成了愚昧的人做的愚昧的事。我們的唯物主義歷史課本說，人民群眾是歷史車輪的推動者，而不是由僅僅幾個大人物決定的。的確，在《勇敢的心》中有很多士兵征戰的場面，還有華萊士獨自出征被捕的鏡頭。但是，在《英雄》中，歷史被幾個大人物操縱著，其他小人物小百姓連扔塊石子的機會都沒有。什麼是英雄？英雄不僅是指為了某種事業能夠英勇死去的人。英雄還要有人格魅力，有魄力。華萊士算是個英雄，死之前還高呼自由，讓人激憤萬千。而《英雄》中無名也死了，但死之前他承認了錯誤，承認了自己不懂歷史發展規律，但懂了之後又太遲了，按照法律秦始皇要殺他，一個所謂的英雄就這么窩囊的死去。

2．愛情觀——《喜宴》透視婚姻與愛情
同性之愛也是愛情的一種，但它包含了更多的矛盾與沖突。近年來蜚聲國際影壇的華人導演李安，在第78屆奧斯卡上憑借這一題材的《斷臂山》獲得了最佳導演獎。在1993年他就導演了相同題材的一部電影——《喜宴》。
在《喜宴》中，李安就藉助這個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東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明顯差異。電影一開始就介紹了旅美華人偉同在美國的紐約曼哈頓區生活，他和他的同性愛人西門過著自由快樂的生活。他們兩人在早上親密吻別，對於鄰居的注視他們視而不見。但可以看到注視他們的人驚恐和鄙視的眼神。這就向我們展示了在美國文化背景下同志的生活環境，即便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也沒有人來制止你的行為。但是反觀中國的同志們，絕沒有人敢毫無顧及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親密」。這樣的文化差異就給予後面影片的矛盾和碰撞展開了鋪墊。
在電影里，作為偉同的父母，一對傳統的中國老夫婦。表現出了東方的婚姻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於是偉同的父母不遠萬里來到了美國，要為他們兒子的終身大事「操心」了。為了應付偉同父母的這次行動，偉同決定和威威假結婚。故事發展到這里，文化的差異又開始了：在美國人的眼裡，結婚是浪漫的事情，可是在中國人的眼裡結婚是「面子」的事情。在中國領了結婚證還沒有完全算是結婚，要擺了喜酒才是大功告成。本來以為按西方方式結婚就算完事的偉同，卻因為父母需要「面子」只得按中國人的傳統在美國舉行一場婚宴。
偉同和威威婚後，威威懷孕了。西門知道後，和偉同發生了爭執和沖突。在西門看來，作為自己愛人的偉同是不能也不應該和異性發生關系的，這是不道德的，是不可容忍的。而偉同卻覺得只要他的心屬於愛人就好。這就使電影到達了高潮，表現出東西方人愛情觀的巨大差異。這不僅在《喜宴》里有所表達，在《魂斷藍橋》、《紅與黑》、《簡愛》等許多影視作品和文學作品裡都有關於西方國家的愛情觀的描述。也許這就是在不同文化熏陶下建立起來的思想，是無法輕易改變。
影片的結局是，偉同的父親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而西門、偉同和威威決定共同生活。鏡頭在他們三人目送偉同父母離開結束，兩個老人離去的背影成為他們三人心中的痛。電影留給我們無盡的思考空間。當我們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父母在不遠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勿管他人瓦上霜，只掃自家門前雪」許多這樣充滿了「仁義」與「自私」的矛盾的道德教育里生活了一代又一代，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之後，我們該如何看待我們的文化？如何看待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生活著的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熱情歌頌的愛？

3．道德觀念——婚外戀之《一聲嘆息》&《廊橋遺夢》
道德一詞在我國古代的解釋是：「道」 ，即道路，引伸為原則、規范、規律、道理的意義。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德」，就是實行某種原則，心中有所得。按莊子的理解，「物得以生為之德」，強調天地萬物的自然本性。在古代中國，這種建立在內心規則、信念基礎之上的道德理解，體現了對道德的形而上思考。但是由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道家的思考失卻了主導社會的機會。在儒家，雖然其道德思考具有某種程度的形上性，但其道德從根本上來說是從家庭人倫出發的，再加上其道德實踐中注重人倫之「禮」，因此，儒家的道德從本質上說是注重現實社會的倫理道德。
與此不同，在西方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再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為標志的西方文化，要麼對人進行類的抽象，以理性作為建立道德大廈的基礎；要麼對個體作「超越的突破」，將上帝作為個體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標。因此與古代中國以儒家道德為主體的倫理性道德不同，西方的道德是建構在對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礎之上的，它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這種缺乏以家庭為背景的人倫之理的道德，形成了與中國倫理性道德的明顯分野，也構成了西方道德的實質和核心，是西方社會發展至今的原始動力，也是解釋現今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主流和種種社會矛盾的最本源性的、最權威的典章。
傳統的倫理精神會不自覺滲透，在中國，由於受傳統倫理道德影響，《一聲嘆息》中表達的是應該保持傳統的婚姻家庭，即使愛情並不是婚姻的基礎，婚姻當中還是應該由親情和責任佔主導地位。雖然該片沒有對當事人作任何評判，只是盡可能客觀地講述，但是以另外一種方式苦口婆心勸戒觀眾，表現婚外戀的累與苦，結局處更像是在警告：婚外戀這東西只要一沾上，就是沒完沒了。而西方人崇尚自我，以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為發端，西方的藝術作品並不迴避人的慾望和本能。《廊橋遺夢》描寫的也是婚外戀，男女主角四天的戀情被描繪得甜蜜美滿、充滿激情，兩人長久的相思以及心靈上的痛苦構成了藝術上凄涼的美、古典式的悲劇美，使得《廊橋遺夢》帶有古典浪漫主義的味道。《廊橋遺夢》受到了許多人的青睞，在一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已婚男女短暫的共同生活也變得可以理解，也就是說，已婚男女愛異性的自由的，是可理解的，是有權力的。雖然兩部影片都以主人公回歸家庭作為結局，但是觀眾還是可以看出在中西方道德觀念的影響作用下兩者對婚外戀的態度是有差異的。

電影就像一個世界文化的大熔爐，僅僅通過對這幾部電影的粗淺探討雖然還遠不能深刻地反映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但是電影的直觀性及其文化效應使得它具有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社會文化價值。
中西音樂文化比較
音樂如同語言一樣，具有很強的民族性，隨著民族、地域的差異，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就像不同語言之間語法、詞彙的諸多差異。中西方音樂是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的，這與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是分不開的。音樂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類文化地域性差異形成的時候，音樂的差異性也就隨之產生。
前人定義音樂的形式是音樂活動在其無數次重復後所逐漸形成的技巧、結構、程序和模式，是音樂藝術高度發展的一個標志。而文化，則決定著生命是以何種方式，遵循著何種軌跡進行運作並做出物化表現的。因而要想使音樂充分展示出其固有的活力，只有藉助文化這一藝術原創力的沖擊才有可能。
越是高度發展的音樂，我們就越是有必要將其與最初創造它的文化、生命相接通，本文就僅從中西音樂的調式、織體和節奏等方面的細節特徵，來探視一下它們與中西文化差異的深層聯系。
一、中西音樂調式的差異
專業術語：「西方音樂體系調式構成的基礎是四音音列。包含兩個全音音程和一個半音音程，有3種不同樣式的四音音列。由這3種不同的四音音列可組成12個調式，這些調式被稱為「中古調式」或「教會調式」。後來，歐洲經歷了文藝復興時期，在專業音樂創作和民間音樂中愛奧尼亞調式、利底亞調式和混合利底亞調式逐漸合為一組，演變為自然大調，伊奧利亞調式、弗利及亞調式和多利亞調式也逐漸合為一組，演變為自然小調。並由於自然大、小調相互滲透，又逐漸形成了和聲大、小調，旋律大、小調。」
「而中國音樂的調式構成的本質和特徵是五聲性，其構成的核心是三音小組。這三音小組共分兩類，第一類由大二度和小三度構成，第二類則由兩個大二度構成。第一類三音小組在這個音樂體系中具有典型意義，因為這是它所特有的。此類三音小組又分為兩種，第一種的結構是小三度在上方，大二度在下方，第二種恰好相反。由這兩種三音小組進行不同方式的組合，可構成宮、商、角、徵、羽五種五聲調式。」
這兩種調式比較而言，五聲體系和七聲體系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前者比較單純、質朴、簡潔，後者比較復雜、豐富、精緻；前者適合於表現明朗、剛勁、粗獷的風格，後者適合於表現細膩、婉曲、華麗的色彩。但這個差別僅僅具有風格上的意義，而不具有判別高下、優劣的能力。復雜的、精緻的不一定就好，就先進；簡單的、質朴的不一定就差，就落後。然而，中國古代並非沒有七聲音列，自先秦起，中國即有許多樂器（如古琴、古箏等）能夠演奏七聲音列。甚至連十二音音列也已經早在先秦即已出現，比西方的十二音體系要早1800多年。就是說，在中國音樂活動中很早就已出現七聲音列和十二音音列，但中國音樂並沒有選擇它們，而是選擇了五聲體系。
而中國文化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相反的傾向：疏曠、單純、簡潔和明快。中國人不喜歡拐彎抹角，不喜歡繁瑣論證，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藝術上，他們都盡可能的直截了當，追求頓悟見性，洞察本質，總是力求用最少的文字來表達最多的內容，以最少的筆墨來製造最動人的韻味。返樸歸真，確實是中國人生活的最高旨趣，也是中國人藝術的最高旨趣。
西方人之所以追求細致、縝密，中國人則追求簡朴、單純，是因為這兩種傾向各有其不同的文化本體，因而形成不同的功能張力。簡單地說，西方文化是以知識為本體，中國文化是以生命為本體；西方藝術的功能張力是娛人，中國藝術的功能張力是娛已。比如學術研究，西方是重在體系的完備、邏輯的嚴密、證明的充分，因為他們的成果是有待於外部實踐的檢驗，有待於對方（讀者）的被說服，並且只有在其成果被驗證、讀者被說服中才算實現了自身的價值。而中國學術所重的則是對事物的直覺把握和洞察的深度，所以它往往只是寫出思考的結果、問題的結論，而很少去作邏輯的推理或事實的論證這些中間過程。中國哲學始終以語錄體形式著述就是最典型的例證。究其原因，正是因為，在中國學者看來，他只要把自己所體認到的東西寫出來就夠了，他不需要說服讀者。中國學者對讀者當然也有自己的期望，但這期望不是被說服，而是能引發他們作同樣的體驗和感悟。而且，盡管有期望，卻並不執著，也不勉強，因為他們的學術研究、學術著述本身就是自得、自足的。重視證明，追求說服力，所以西方人的思維趨於細致、縝密；而著眼個人的領悟，內心的會意，則自然趨向於簡朴、單純。中國音樂之所以沒有選擇七聲音列和十二音音列，而獨獨選中了五聲系列，應該正是出於這樣的文化底蘊和美學追求。
二、中西音樂織體的差異
專業術語：「所謂織體，是指多聲部樂曲的旋律得以組織搭配的方法或規律。織體二字是紡織體型的縮寫。紡織體是縱橫（經緯）結合的結構，借用這個名詞是說明音樂的寫作既有縱向的結合，又有橫向的結合，還有縱橫綜合關系的結合。一般地說，強調橫向的結合是復調音樂的寫法，強調縱向的結合則是主調音樂的寫法；前者是以橫向伸展為主的線性思維，後者是以縱向配合為主的網狀立體思維。」
西方音樂體系在處理多聲部關系時，傾向於縱向的立體思維，即特別注重主調旋律與其它聲部的和聲關系。與之不同，中國音樂體系在織體思維方面則表現為橫線性，即注重各聲部旋律自身的橫向性線型展開。中國音樂中絕大部分均為單聲部，其織體與旋律是重合的，其織體就是旋律僅僅作單聲部的橫向展開。
所以，在西方音樂中，主調音樂體系佔有絕對的優勢，構成西方音樂體系的主幹。在其音樂體系中，音樂的織體思維主要是以縱向和聲為主的網狀立體性的織體思維。中國則是單純的橫線性織體思維。中國音樂的織體之所以會向橫向的線型思維發展，而沒有向縱向的和聲思維發展，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中西音樂織體不同的更為深刻的原因，似乎還是在文化精神之中，在各自的文化傳統與美學傳統之中。大致說來，西方文化是空間型的，而中國文化是時間型的。唯其是空間的，所以是固定的，有邊界的，因而可以分解，也可以組合；西方的科學型文化就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其是時間的，所以是整體的，流動的，無邊界的，因而是不可分解、也不可組合的；中國的審美型文化則建築在這一根基之上。西方文化著眼於空間性，故而其藝術必然以實體的塊面為基本的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藝術的雕塑感、立體感、體積感。西方繪畫的重視透視，重視明暗，重視色塊就是最好的證明。與之相應，西方音樂也就尤其重視縱橫交叉、網狀鋪疊的立體狀織體思維，著力追求綿密厚實、緊湊和諧的富有塊面感的音響效果。
中國文化則著眼於時間性，故而其藝術自然以游動的線條為基本的造型手段，必然追求藝術的節律感、深邃感和虛靈感。中國音樂也格外重視單線延伸、蜿蜒游動的橫線型織體思維，努力追求單純婉曲、深邃渺遠的富有韻律感的音響效果。同樣是時間的、動態的藝術，但總體上，西洋音樂是將樂曲的音響（織體）塊面化、立體化，體現了西方文化將時間過程空間化的傾向。因其塊面（織體）化、立體化，故西方音樂多有「洶涌」之勢，而少「遊行」之跡。中國音樂則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時間性特徵，使空間的形態時間化。中國音樂的最高旨趣不在音響的渾厚、結實，而是旋律在線型游動時所作的起伏、強弱、虛實、遲速等方面的變化所生的節律感。所以，中國音樂很少作大規模的合奏，故不要求各樣樂器之間的緊密配合；即使偶有合奏，也總是小范圍的，且合奏時也盡量挪出空來讓有特色的樂器獨奏或輪奏。
三、中西音樂節奏的差異
專業術語：「節奏是各音在進行時的長短關系和強弱關系，是旋律在進行時的自身律動。由於不同高低的音同時也是不同長短和不同強弱的音，音樂的節奏有兩種類型，一是均分律動，二是非均分律動。均分律動的時位感是均勻規則的，就是「有板有眼」的，它可以打出拍子來。非均分律動的時位感則是不規則、不均勻的，用常用術語說就是「無板無眼」，它不能打出拍子來，現代音樂上往往稱之為「散板」。在前一類均分律動中，則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強弱拍有規則地、可稱之為「功能性均分律動」；一種是雖也有強弱拍的循環往復，但不受小節線的限制，可稱為「非功能性均分律動」。
在西方音樂中的節奏幾乎全部是「功能性均分律動」型的。在這個節奏體系中，幾乎完全不用散板，強弱拍的交替極有規則而且均勻，強弱的幅度變化也十分明顯，而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所以，西方音樂的節奏感特別強，因為它是強弱拍的極有規則的重復更替。
中國音樂也運用「功能性均分律動」，也有均勻、規則的強弱拍安排，但中國音樂常常又加入其它的變化性節奏，使樂曲的節奏更自由，更富變化。中國音樂中的節奏是隨著音樂表現的需要由創作者自主決定的，在創作之前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一定要往上套。
實際上，中西音樂節奏的彈性與剛性之差異，還和哲學上的重自然與重人為有著直接的聯系。剛性節奏是折線型的，其軌跡挺直而且有稜角；彈性節奏則是曲線型的，其軌跡柔和而且袁婉。前者是重視人為，以人力改造自然的結果，後者則是尊重自然，人力順其自然的結果；前者與追求知識，注重區別相一致，後者則同追求生命，注重聯系相一致。西方文化就是一個剛性模式，它傾向於將時間的過程空間化，人為地分出界線，定出規則，劃出等量的段落；中國文化則為一彈性模式，傾向於將空間的狀態時間化，強調整體，注意聯絡，追求變化，尤其注重不規則的、「神龍見首不見尾」式的美學原則。
如今，隨著中西方經濟、文化的不斷交流，中西方音樂也會彼此取長補短，以更好地服務人們的生產生活、為人們提供一個更加美妙的視聽文化。

『陸』 從電影《喜福會》看中美文化差異，英語論文，有寫過的人嗎，希望能幫助我一下，謝謝。

這個可以給你參考一下 「joy」 or 「join」 ---- culture shock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joy luck of club is the title of this novel. It is also held by Suyuan, Jingmei』s mother, to gather 4 families immigrated to America in 1949. What is the purpose of holding such a party each week? The answer is to be joyful as the name of party------ the joy luck club. 4 old ladies always play maijiang and tell funny stories in the party. Everyone here tries his or her best to pretend to be happy. However, deeply inside their hearts, all of them have their own sorrows.
What makes them unhappy? Those pains are caused not only by their lives in old China but also by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America-born daughters. So I think the name of the book is ironic.
How come daughters do not understand their mothers? It is caused by culture shock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3 obedience and 4 virtues」 vs. Indivial freedom
In Chinese tradition, wives must follow her own parents, husbands and parents-in-low.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have their own idea and have no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life. If they do not obey the rules, they will be considered to be a bad woman. This point is shown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4 mothers』 sad lives in old China. Although they have escaped from China, they also have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acters.
However, in America, children have equal rights with their parents. They can choose their own life in the way of they lik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American-born daughters cannot like the way of their mothers ecate them.
Take Waverly for example. Lindo asks her daughter to play chess and take part in a contest. After winning the game, Lindo boasts her daughter』s prize to others. Waverly can not understand this way and even hate this. She wrangles with her mother. In her view, it is her own honor. And it is none business of her mother. She asks her mother that if she wants to show off, wins the game by herself.
Mothers would like a daughter to obey their wills while daughters would like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Criticism Vs. Encouragement
Chinese parents express their love to children through criticism. On the contrary, the American people show affection through encouragement.
For example, Suyuan always compares her daughter Jingmei with Waverly. She always puts out Jingmei』s bad points. These things make jingmei unhappy. She believes that her mother wants to control her and likes Waverly more than her. In order to show resistance to her mother, she decides not to play the piano that her mother tries her best to let her learn.
Suyuan wants her daughter to became a swan, which represents her hope. She left from
China for seeking a better way to live and finding a new lifestyle for women. She intent to let her daughter have been respected by others instead of being a Chinese traditional woman. However she fails. The failure is indic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When su yuan arrived in America the immigration officials pulls her swan away from her, leaving the women fluttering her arms and with only one swan feather for a memory.
It is a tragedy to Jingmei as she really has a talent for playing the piano. She does not realize it until her mother died. The treason for this tragedy is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2 generations in different cultures.
Chinese vs. English
The linguistic barrier exists between each mother and their children. The children alsys complains their mothers』 bad English mixed with Chinese words. They think their mothers are stupid while mothers think children know nothing. It shows that there is lack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2 generations.
All of these show culture shock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t the end of the book, this situation is changed. Jingmei can understand her mother』s love; Lindo accepts Waverly』s husband who is a foreigner that she dislikes; Lena approves her value to her American husband after her mother』s advice… daughters starts to understand their mothers and the west can understand the east.
Now I realize another meaning of the joy luck club. 「Joy」 stands for 「join」 It is a link between the 2 generations. In the party daughters and mothers have meals and communicate together. It is also the link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Mothers show Chinese dishes here and play Chinese traditional game---- maijiang. And all different colors friends gather here. It signs conciliatory of these 2 cultures.

『柒』 觀看電影《刮痧》，基於你對影片的理解對比分析中美文化價值觀。建議使用Hofstede的文化價值維度

1: Power Distance: The US and China are differnent. In the movie, you could see that Datong show more respects to his boss. He hit his son in front of his boss to give his boss face.
2. Uncertainty Avoidance: American has higher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the China has 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 the court, the judge doesn't accept the uncertain answers. As the judge said," show me states". Becuase Americans don't know about what is Gua Sha. They don't try to understand and listen Datong's explanations. Americans just approves the facts and prooves.

3, indivialism： American is more indivial than Chinese. In the movie, you can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 and father, Datong and his boss. American treats the kid indivially. So the Chind Protection Association tries to protect the child from abusing. However, for Chinese, Child should live with parents.
4. masculinity: In the court, Datong said that he did Guasha for his son, but that's not true. At this part, Datong showed his masculinity. Becuase he is a man, he has to protect his father. He has to undertake all of responsibilities.

『捌』 關於電影文化差異的英語作文

there are larg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film. for example, the concept of face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in asian culture is almost always present in Chinese movies, and things which are said outright in american film are often supposed to be understood in Chinese film.

the portrayal of women is different. despite the fact that communism was supposed to bring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 to China there are still deeply ingrained gender stereotypes that are present in Chinese films. This is true in american film as well, but less so.

Family is often a much more fundamental part of life in China than it is in America therefore it often represents a much bigger part of chinese films. Though this is less true now, a lot of Chinese films seem, well corny to western viewers, the acting seems hammish.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at in China much film content is strictly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making so what is portrayed is not always what would have been portrayed it if it was totally up to the film m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