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的表現手法英語論文

❶ 求一篇影視表演的論文。

四、 必要的修養
通過上面的講解，相信大家會有這樣一個認識：對一部影片的劇作分析必須建立在一定的修養之上。
首先，你必須有相當的看片量。一個人如果加起來總共沒看過幾部影片，就無法展開一部影片與其它影片的比較並對這部影片做出正確的分析了。保證一定的看片量才能了解最新的和全面的電影創作動態和現象，也才能將一部影片放置在大的創作背景和環境下來考察。例如一篇分析《沙鷗》的文章這樣說：
「盡管《沙鷗》這部影片在今天的觀眾眼中看來各個方面都顯得幼稚了，但它在中國電影史上佔有特殊位置是必須肯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國第四代電影導演的發端之作，是書寫在銀幕上的宣言。因此，當我們立足於今天對這部影片進行評論的時候，考證它對中國電影的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就比單純分析它的創作技巧重要得多了。
「『四人幫』粉碎以後的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中國電影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創作春潮。其中，《小花》、《小街》、《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等等一批中年導演的作弊指扮品尤為引人注目。然而在熱熱鬧鬧的創作中，中國的電影人卻驚訝地發現，正是『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由於十年動亂的耽誤，中國電影已經與世界電影拉開了距離。盡管這些中年導演從外國優秀影片中學習借鑒了很多對於當時的中國電逗察影說來還很新鮮的表現手法，例如變焦鏡頭的運用、時空交錯式的結構、畫外音、高速鏡頭、通俗唱法的主題歌、旋轉鏡頭、女跑男追……等等，但是漸漸地他們就感覺到盲目地從外國電影中拿來一些皮毛無法解決中國電影亟待解決的兩大問題：一個是被觀眾普遍指責的『不真實』，一個便是電影語言的落後。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影壇的兩個年紀已不太年輕的新人——張暖忻、李陀夫婦在《電影藝術》雜志上發表了題為《談電影語言的現代化》一文。作者以慷慨激昂的語調呼籲國內同行向外國電影學習，加快中國的電影語言現代化的步伐。盡管今天看來，這篇文章對外國電影具體手法的羅列過於瑣碎和表面化，缺少系統扎實的理論體系作為基礎，但作者的熱情和直率還是在那個特定的背景下激起了中國影壇的軒然大波。這篇文章被後來的人們看作是第四代中國電影導演的宣言，而文章的作者就是《沙鷗》這部影片的編導者。」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把握《沙鷗》劇作特點的時候並沒有就《沙鷗》論《沙鷗》，而是把這部影片放在了一個大的創作背景中考察，這就使文章作者得以沉浸在劇作手法的具體細節里反而「不識廬山真面目」。由此可見一個全面客觀的劇作分析應該建立在對電影創作發展和現狀的全面了解和全盤把握上，這就要求作者隨時關注電影創作的現實和動向。
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作好一部影片的劇作分析沒有相應的劇作理論准備也是不行的。我們來看看上面引述過的分析《沙鷗》的文章中的一個段落：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曾經制定過戲劇必須恪守的規律，他說：『有人認為，情節之統一，出於只寫一個人物，其實不然。因為一人的遭遇可能很多，甚或無數可計，其中有些無法統一；同樣，一人的行為可能甚多，其中有些不能構成一件行為。』據此，他認定，只提寫『一個人』是不能保證情節完整性的，必須提『一件事』。中國清代戲劇家李漁持有同樣的觀點：『後人作傳奇，但知為一人而作，不知為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陳，又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則可，謂之全本，則為斷線之珠，無梁之屋。』可是《沙鷗》要打破的偏偏就是這條戒律。在影片中，沙鷗的行為雖然依舊是統一的——努力奮斗，奪取金牌，但是影片卻沒有拘囿於一個單一事件。也許，作者可以把時空和情節框定在最後一次出國比賽上，然後再依據亞里士多德的法則有層次地展開這個事件。但是這似乎不合《沙鷗》作者的意，他們更關注的就是沙鷗這個人，關注她的人生經歷和內心情感。而在全片之中，構成情節綱索的不是一件具體的事件，而是沙鷗人生中一段漫長而艱難的歷程。在這段歷程中發生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件，例如『吃牛肉』、『看病』、『出國比賽』、『參加婚禮』、『失去男友』、『癱瘓』、『當教練』……所有這些小小的事件就象珍珠一樣構成了情節項鏈，而將它們串結在一起的則是沙鷗那漫長的人生歷程線。這樣的做法固然似乎不如以一樁激烈的外部事件為情節主線來得熱鬧，但卻更加租灶貼近生活，更加使人關注人物性格的發展和深刻的生活內涵。比起今天的影片，也許這養的嘗試算不得什麼，但比起傳統的中國電影，也許它還真就有些『生活流』的味道了。」
在這個分析段落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劇作理論的充分了解。唯其如此，他才能頭頭是道地對這部影片的情節特點進行分析，從而指出它在情節和結構方面對傳統的突破。所以，有志於提高自己對一部影片劇作的分析能力的朋友一定要花一些功夫來全面地學習包括戲劇劇作理論在內的劇作理論。
五、 教材和參考資料
有的朋友會問：「電影評論和您說的電影劇作分析有什麼不同？」其實在對一部影片進行評價褒貶方面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影片分析不僅要指出這部影片哪些地方處理得好，而哪些地方處理得不好，還要進一步分析出出現這些情況的原因所在。所以，多讀通常發表在雜志上的影評對學習影片分析的技巧是會有好處的。但我們如果不滿足於對一部影片的表面現象說長道短，就應該深入地閱讀和學習一些必要的劇作理論著作。現在，我就向朋友們推薦一些初級的讀物：
1、亞里士多德《詩學》：這是本劇作經典理論。今天的很多電影劇作理論和電影創作現象都可以尋本朔源到這一著作中，因此為學習劇作理論者不可不讀的一本書；
2、李漁《閑情偶寄》中的「詞曲部」：雖然這是中國較早的（晚清）劇作理論著作，但它卻十分英明地總結出了傳統戲劇創作的所有重要的規律，因此被制定為北京電影學院學生的必讀書目；
3、夏衍《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不要小看這本薄薄的小書，它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電影創作的影響力是不可低估的，它是長久以來普及中國電影教育的基礎教材，通俗易懂並富有實踐性；

❷ 英語專業畢業論文選題

英語專業論文選題一般分成六大類：教育、文化、翻譯、語言學、文學、商務，主要是看大家對哪個更感興趣，就選擇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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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急需一篇文章：針對四部電影中的藝術形態和表現手法寫一篇文章

《阿凡達》
最近我看了一部不錯的3D 新出的
叫《帆遲沒怪物史萊克3》 這個也態納不錯旦畝
還有就是 《生化危機3》

❹ 關於當代美國電影~論文。。。。。。急！！！！！

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

從現存的默片《嬌花濺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執導，1919）算起，美國電影塑造華人形象已有八十五年的歷史。本文選擇六部不同時期的美國電影，歷史地分析、解讀華人形象如何成為美國大眾文化中種族、性別與政治沖突的體現。在二十世紀初，華人曾一度被塑造為熱愛和平、與人為善的形象，如《嬌花濺血》，但由於美國十九世紀末驅趕華人勞工後，「黃禍」意識的延續，好萊塢更熱衷於將華人想像為對白人構成威脅的「野蠻的」他者，如《閻將軍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卡普拉 [Frank R. Capra]執導，1933）。到了中國抗戰及歐美二戰時期，美國宗教救世話語影響下的好萊塢及時推出了《大地》（The Good Earth）（富蘭克林[Sidney Franklin]執導，1937）之類的影片，贊揚中國婦女的勤勞勇敢及對土地的「原始情感」。而冷戰時期持續不衰的東方主義想像又投射出一批如《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奎因[Richard Quine]執導，1960）宣揚西方「白馬王子」超俗愛情、東方女子感恩獻身的神話故事。美國國內60年代起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也使華人一時凸顯成「模範少數族群」，「自願」同化於美國主流白人文化，在銀幕上演出了歌舞昇平的輕喜劇，如《花鼓歌舞》（Flower Drum Song）（羅傑斯[Richard Rodgers]執導，1961）。作為難得一見反思西方中心的神話影片，《蝴蝶君》（M. Butterfly）（克羅嫩貝格[David Cronenberg]執導，1993）布下性別迷陣，揭露了西方男人的情感和身份危機，精彩地顛覆了西方冷戰話語及東方主義的敘事模式。

美國電影中的華人形象可以作種種解讀。按學者馬凱蒂（Gina Marchetti）所論1：

好萊塢利用亞洲人、美籍華人及南太平洋人作為種族的他者，其目的是避免黑人和白人之間更直接的種族沖突，或逃避白人對美國本土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人所持悔罪及仇恨交加的復雜心情。

馬凱蒂認為好萊塢電影的敘事運作方式是神話般的，利用多種故事模式迷惑觀眾，如：強奸模式、俘虜模式、誘惑模式、救世模式、犧牲模式、悲劇愛情模式、超俗浪漫模式及同化模式等。本文所分析的影片，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證了這些好萊塢電影模式經久不衰的影響力。正因為如此，揭示了這些模式的意識形態內涵及其話語運作方式，對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好萊塢有著不可忽略的現實意義。

一 《嬌花濺血》：種族危機與性別體現

《嬌花濺血》講述一位簡稱「黃人」（亦稱「程環」）的中國人離鄉背井到倫敦謀生，暗戀一位屢遭父親蹂躪的英國少女的悲劇愛情故事。影片開頭即明確表現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黃人到中國佛寺進香，祈求遠赴他鄉後的平安，但他一出寺廟，就遇上西洋水兵聚眾鬧事街頭。東方的和平和西方的暴力一方面揭示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另一方面又體現了種族的性別定型。踏上異域後，黃人的行為與價值取向一直呈女性化，從而與愛爾蘭拳擊手巴羅所體現的西方男性化形成二元對立：前者為文弱、溫雅的店鋪伙記，後者為粗暴、強壯的酗酒工人；前者為浪漫的夢想家，沉溺鴉片，醉心審美，後者為施虐的父親，折磨女兒露西而得快感。露西為黃人店中的東方精美物品而陶醉，黃人熱心獻出絲綢衣料，讓露西得到前所未有的「家」的溫暖。這一跨種族的戀情，威脅了西方父權中心的秩序，巴羅一怒之下鞭打露西致死。趕來營救的黃人與巴羅對峙，一槍擊斃巴羅，將露西的遺體抱回店中，放於牀上，燒香超度，然後用匕首刺心自殺而亡。

馬凱蒂指出《嬌花濺血》標題本身透露了影片中「幻想」的施虐及拜物的本質：吉什（Lillian Gish）扮演的露西像一朵嬌花，生長於貧乏之地，雖如期開放，但不可避免地被蹂躪而雕謝夭折2。在影片中，導演格里菲斯為強調東方（女性式的）的溫文細膩和西方（男性式的）的蠻橫粗暴，將黃人的牀鋪同時塑造成一個戰場和祭壇。黃人先是在牀邊細心照料露西飽受創傷的心靈，然後在牀前盡力保衛露西不被巴羅帶回家，最終又在牀邊殉情自殺，完成了現世中不被認同的一段跨種族、跨文化情緣。由於格里菲斯在影片結尾時刻意營造香火縈繞的詩意氛圍和黃人凝視露西遺體和匕首時的跪拜姿態，馬凱蒂等西方學者認為黃人的自殺場景潛意識地表現了一種「戀屍情節」及視覺上的「性快感」，因此更為影片增添慾望和幻想的空間3。影片對這種慾望和幻想的定位也體現在露西身上：作為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她代表了一種超越性行為的，因此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純潔女性。

正因為露西的純潔，施虐的父親成為《嬌花濺血》被抨擊的西方男性文化的掠奪形象。格里菲斯在影片中設置了兩個象徵性的「強奸」場面。第一，巴羅手持象徵「陽具」的鞭子，鞭尾從他的腰間向前垂下，正面威脅著摔倒在地、面色驚慌的露西。第二，露西為躲避父親，藏身在窄小的儲藏間門後，而巴羅怒持利器，砸開門洞，破門而入，將露西揪出毆打。兩個象徵的「強奸」場景都表明了傳統女性在西方專橫的父權制度下的悲慘境況，也體現了影片的自虐—施虐的情節結構。

從性別的角度看，黃人所代表的是另一種當時可能令西方女性所傾心的男性美德，但卻無疑是一種在西方被視為「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勒薩熱（Julia Lesage）稱黃人為「浪漫的英雄」，一個傾向自審、謙卑、文弱、被動而終究無能的善良人。格里菲斯正是利用這個美學化的形象來表達一種道德觀：「亞洲的文明及其利他的精神與歐美的非道德和粗糙相比而光彩耀眼。」4為了提高《嬌花濺血》的美學地位，格里菲斯的影片在紐約市首映時，設計了一出由芭蕾舞演出的序幕，因此將影片定位於貴族及中產階級才能欣賞的高級藝術品，而非當年移民眾多的紐約人花五分錢便可觀看的一般默片5。

不可否認，格里菲斯美化種族間的謙讓和互容，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緩減他早年影片《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對黑人歧視的描寫所造成的不良效果。這里，《嬌花濺血》對東方文明的贊美本來為的是緩解西方社會的種族沖突，希望電影觀眾提高修養，認同高雅文化。但從電影史的角度看，格里菲斯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好萊塢確定了男性華人在銀幕上的一種典型的女性化形象，從此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 《閻將軍的苦茶》： 性威脅與俘虜情節

當然，另一類眾所周知的好萊塢男性華人形象與黃人的成另一極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或土匪。在《閻將軍的苦茶》里，專橫跋扈的閻將軍在中國目視無人，根本不把西方女傳教士玫根的善意勸導放在眼裡，當著玫根的面展示他下令集體槍殺戰俘而毫不眨眼的絕對權威。不過，《閻將軍的苦茶》轉而刻意營造閻將軍和玫根之間曖昧的情感游戲，因此有別於早一年發行的《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斯滕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執導，1932）。

在《上海快車》中，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革命黨首領是一位混血華人，在騎劫京滬快車後，對乘客中紅極一時的西方妓女「上海百合」（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扮演）垂涎三尺。為脅迫「上海百合」就範，他一方面威脅要用火鉗弄瞎英國醫生（「上海百合」以前的情人），另一方面強迫「上海百合」同車廂的中國妓女慧菲與他過夜。《上海快車》因此融合了好萊塢的強奸模式和俘虜模式，強調了華人對西方人的性威脅。按弗洛伊德的理論，瞎眼是男性去勢的象徵，而革命黨首領用火鉗燙傷一個德國鴉片商則意味著象徵性的強暴佔有之舉。

《上海快車》的轉折點是慧菲意外地復仇殺死了強奸她的革命黨首領，從而解救了京滬快車上的「俘虜」，也完成了影片結尾處「上海百合」與英國醫生的愛情夢。在復仇一場戲里，導演斯滕伯格以其特有的神秘場面營造，將華裔影星黃柳霜（Anna May Wong）扮演的慧菲的巨大身影投射到牆壁上，通過撲朔迷離的光影交錯，重現了黃柳霜自《巴格達盜賊》（The Thief of Baghdad）（沃爾什[Raoul Walsh]執導，1924）之後所體現的陰險毒辣、深奧莫測的東方「龍女」或「蜘蛛女」的形象。但是，華人的性威脅一旦解除，《上海快車》即以好萊塢固有的白人之間的男女愛情大團圓結局。

回到《閻將軍的苦茶》，中國軍閥與白人女傳教士之間的愛情則難以在常規的好萊塢模式中發展。影片開頭，玫根初抵中國與她的白人未婚夫相見，不期在兵荒馬亂中落入閻將軍的行宮。與《上海快車》中的革命黨首領相反，閻將軍雖傾心玫根卻不強加己意。相反，他讓玫根盡其福音傳教的義務，自由活動於行宮中，在情感游戲之間證明了最終是誰感化了誰。由於玫根輕信閻將軍之妾，使閻將軍軍事機密外露，軍火列車被打劫一空，從此閻將軍喪盡權勢，眾叛親離。

有趣的是，隨著閻將軍權勢的削弱，他在玫根眼裡的「文明」程度則不斷增加，從一個野蠻的劊子手漸漸變成風度翩翩的紳士。閻將軍的變化在玫根的一場白日夢中充分體現出來。玫根先是夢見閻將軍以毫無浪漫色彩的游俠形象出現，這游俠酷似當時在好萊塢盛行（1926-52年間共出品四十六部）的偵探片系列《陳查理探長》（Charlie Chan）中女性化的陳查理探長，隨後閻將軍又以一副猙獰的、色情的傅滿洲的形象出現，追逐玫根不放，使她從夢中驚醒。閻將軍在玫根的夢中扮演了好萊塢假設的華人男性的兩個極端：其一，善良但女性化或無性威脅的男子，如陳查理或早期的黃人；其二，陰險野蠻的惡魔，如傅滿洲或1936-40年間影片《飛俠哥頓》（Flash Gordon）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華人奸臣「無情的明」（Ming the Merciless）。

玫根的夢既表達了好萊塢對華人男子形象二元對立的思維，也揭示了這種對立實際上來源於西方人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嚮往異國的奇情，另一方面又恐懼他者的威脅。與自己普通乏味的未婚夫相比，在玫根眼中的閻將軍既是性威脅又是性誘惑，等到片尾閻將軍人去財空時，玫根寧願留下來服侍閻將軍。她穿上閻將軍贈送的絲綢中裝，跪在閻將軍跟前，但一切都已太晚了，因為閻將軍此時已服毒自殺，面帶性徵服異族女性勝利後的欣慰而逝，留下玫根一人在遺棄的行宮里哀嘆人世蒼涼，命運叵測。

《閻將軍的苦茶》在一些細節上回應了《嬌花濺血》，玫根身著絲綢中裝與露西相仿，而閻將軍的自殺更與黃人相似。從象徵意義來看，這兩部影片——加上《上海快車》中革命黨首領的遇刺——都證實了好萊塢敘事模式對華人男子至少是要象徵性「去勢」的慾望，即從銀幕上根本除去華人對西方女子的性威脅。不難想像，好萊塢從此很少再編織華人男性與西方女性的愛情故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白馬王子征服東方美女的演繹不盡的纏綿情愛（如本文第四節將述）。

三 《大地》：農婦土地與原始情感

馬凱蒂推測《閻將軍的苦茶》將中國描述成「一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奇異、危險、混亂的地方」，為的是轉移當年飽受經濟蕭條之害的美國觀眾的注意力6。這一推測也許言過其實，但數年後《大地》對中國災荒和貧窮的渲染，的確可能給美國觀眾一種高人一等的自豪感：美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現代化，而中國人卻還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美國觀眾的自豪感還可以來自他們宗教救世的信仰：中國農民像美國建國初期的拓荒者一樣，本著對土地堅定不移的信念，克服天災人禍，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園。《大地》改編自在中國生長的美國傳教士後裔賽珍珠（Pearl S. Buck）的同名英文暢銷小說，其中的基督教關聯自然不言而喻。

《大地》中的中國農婦勤勞勇敢的形象，被稱為是美國電影史上的突破，一改早先刻板的華人形象（如鴉片病鬼、滑稽廚師、洗衣店員等配角，及前文所提陰險妖女和野蠻軍閥等主角）。影片描述一位農婦歐蘭歷盡千辛萬險，生兒育女，勤儉節約，默默地幫丈夫種田持家，在荒年也堅決不肯賣地，而寧願沿途乞討到南方，維護了立家的根本，最後又為丈夫納妾安度晚年。影片結尾，歐蘭悄然病死，丈夫望著窗外的桃樹，緬懷妻子而感嘆：「歐蘭，你就是土地。」厄爾林（Richard Oehling）認為影片中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是西方人無法想像的，只有在「原始的」中國才可以理解。厄爾林進一步指出，「《大地》使中國農民的形象變得真實可愛，成功奠定了後來40年代戰爭片中中國農民形象的塑造。」7誠然，另一部改編自賽珍珠小說的影片《龍籽》（Dragon Seed）（康韋[Jack Conway]與比凱[Harold S. Bucquet]聯合執導，1944）同樣渲染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為了不讓日兵收獲糧食，他們自願放火燒毀田園農庄，進山避難，讓兒女加入游擊隊保衛土地。

《大地》代表的形象突破與時局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日本的入侵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另一方面，好萊塢接受《上海快車》和《閻將軍的苦茶》等片在中國屢遭抗議而禁演的教訓，在《大地》拍攝時邀請中國官員預審劇本，到中國購買道具，又在洛杉磯動用眾多華人自願者參與攝制8。雖然中國官方對完成的影片不盡如意，但雷納（Luise Rainer）扮演歐蘭的成功，使她榮獲當年奧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大獎。值得說明的是，時至40年代，好萊塢明文規定男女主角不得由少數族群人扮演，使得白人演員為「扮黃臉」而化妝得奇形怪狀，面目全非，絲毫談不上甚麼真實或美感。

四 《蘇絲黃的世界》：白馬王子與超俗愛情

到了放映《蘇絲黃的世界》的60年代，「扮黃臉」現象已經結束，女主角已由華人扮演。這部東方主義色彩濃厚的愛情片描寫美國白人畫家羅伯特到香港尋求自我，愛上蘇絲黃小姐，克服種族、階級和文化的鴻溝，有情人終成眷屬。蘇絲第一次在輪渡遇見羅伯特即以不標準的英文宣稱自己是「美琳」，一位富家「處女」。羅伯特進入九龍城，街道兩側擁擠的貨攤、行人和車輛組成一幅東方主義視野中典型的雜亂無序的第三世界城市景象。這一景象令人回想起《上海快車》片頭京滬快車被北京古城的行人和動物阻擋的景象，而時隔近三十年，兩個景象都表示西方文明的視野對第三世界落後的無奈。然而無奈並不等同無能，在《蘇絲黃的世界》里，羅伯特即肩負起改變東方落後無知的責任。他在所住旅店的酒吧里發現「美琳」原來名叫蘇絲，是當地頗負盛名的舞妓。潑辣、迷人的蘇絲，在羅伯特面前展示自己性感的身體。為了拯救蘇絲「墮落」的靈魂，羅伯特請蘇絲作模特兒，挖掘她所體現的東方美，從而逐漸改變了她個人形象的藝術品味。

《蘇絲黃的世界》依據東方主義的典型話語模式，讓羅伯特代表西方文明的視野重新解讀「愚昧的」東方，創造出東方人所「不能理解」的「新」意義。一天，羅伯特驚訝地發現蘇絲穿了一套在街上買來的昂貴的歐式服裝，責怪她「沒有任何美感」，裝扮得像「下賤的歐洲街頭妓女」，進而將蘇絲脫個半裸，在銀幕上演了一出脫衣舞。諷刺的是，羅伯特從來不曾為蘇絲作香港街頭妓女的中國服飾提出異議。更諷刺的是，他讓蘇絲穿上他為她購買的中國古裝行頭，將她裝扮成西方人想像中的「東方公主」。這里，羅伯特重新「創造」東方，為的是強調自己的主體性：是他讓西方的「藝術品味」在不知自身價值的東方女性身上「體現」出來。他將作為古裝公主的蘇絲繪入畫中，從此創造出另一個比現實「更美」的蘇絲，而絲毫不顧蘇絲本人是否認同這種「美」的體現。

似乎單讓羅伯特在藝術上「拯救」蘇絲還不夠，《蘇絲黃的世界》又讓羅伯特在影片高潮時演出了英雄救美的驚心動魄場面。蘇絲與羅伯特同居後經常不辭而別，消失幾天後才重返。心懷疑惑的羅伯特跟蹤後發現原來蘇絲有個私生子，寄養在山上的貧民窟里。適值香港大雨傾盆，山洪暴發，危及貧民窟。蘇絲為救孩子，沖破警察的阻攔，冒雨奔向山腰。羅伯特緊跟其後，在釘蓬被洪水沖垮前救出蘇絲，但孩子已不幸身亡。影片結尾時，蘇絲在廟宇燒香為孩子的亡靈超度，答應同羅伯特移居美國，因此滿足了白馬王子的心願。如果說電影中的孩子一般代表將來，那麼蘇絲的孩子代表的便是第三世界沒有前途的將來。所以，作為第三世界貧困、落後的記憶標志，這位無辜的私生子就在好萊塢的超俗愛情故事裡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了，因為影片要觀眾憧憬的是蘇絲脫離第三世界後與白馬王子在西方世界的幸福前程。

五 《花鼓歌舞》：移民故事與文化異同

如果說西方中心的意識形態在以上分析的電影中都以主流話語的形式出現，《花鼓歌舞》則通過華裔移民主動認同美國文化的同化模式，表現西方中心的無所不在。這部改編自暢銷百老匯歌劇的電影全部由華人扮演，通過愛情三角的價值設計和兩代移民的觀念沖突，既贊美了孝順、賢惠等傳統中國美德，又支持華人接受主流文化、享受現代文明的意願。香港在影片中是美麗和她父親非法移民的出發地，他們躲在船艙的木桶堆里漂洋過海來到舊金山。美麗自幼許配給他人，此行正是為踐婚約。父女初到舊金山，人生地不熟，幸虧美麗靈機一動，在唐人街唱一曲花鼓歌，讓有心人帶見夫婿（一位開餐館的花花公子）。但花花公子傾心舞女琳達，而琳達又愛慕吉姆。花花公子介紹美麗到吉姆的父親家暫時居住，賢惠的美麗打動了吉姆恪守中國傳統的父親，使他有心為吉姆拉線，從而使吉姆陷入兩難的三角戀。一次吉姆與琳達驅車郊遊，琳達親吻吉姆，讓他享受「美國式的」愛情表示，但如同《蘇絲黃的世界》中的羅伯特，內向的書生吉姆在咄咄逼人的新女性面前頗不自在。

《花鼓歌舞》不僅掩蓋了當年美國日益劇烈的種族沖突，抹煞歷史，粉飾太平，而且還設計了一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傾向中國傳統美德的吉姆和美麗與沉溺西方物質生活的花花公子和琳達終成眷屬，表示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可以容納各種趣味、各種理想。這一「融合」主題在另一首歌曲〈大雜碎〉中得以展示：美國社會就像美國人發明的中國菜「大雜碎」，蔬菜、肉類樣樣都有，而且味道不錯。眾人高唱〈大雜碎〉這首歌的場合是吉姆的姑姑宣誓加入美國籍的日子，其用心不言而喻。作為美國「新發現的」模範少數族群，華裔似乎避免沖突而追求融合，因此成為好萊塢同化模式的最佳選擇。

不可否認，《花鼓歌舞》中歌舞昇平的唐人街只是好萊塢自欺欺人的掩飾。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唐人街如同軍閥混戰時的中國，是暴力和危險的象徵。唐人街這種惡劣的形象到了80年代仍未消解。《龍年》（Year of the Dragon）（奇米諾[Michael Cimino]執導，1985）即將紐約的唐人街描述成黑社會壟斷、暗殺成風地獄般的社區，唯有一位改姓「懷特」（White意指「白人」）、願為美國越戰戰敗而「復仇」的白人警探孤軍奮斗，對唐人街開戰。受西方中心與東方主義話語的雙重鉗制，懷特先在一次餐館槍戰中「英雄救美」，但不久就強暴了美麗的華裔電視台女記者，進而肆意佔用她的公寓進行反黑幫活動。懷特的行為再次證明「佔有異國女人即佔有異國土地」的殖民心態，只是《龍年》的異國就在紐約，而這「異國論」又進一步揭示，美國主流文化從未將唐人街視為美國本土社會的一部分。應該注意的是，80年代的美國華裔社會已漸漸成熟，華人社團聯名向好萊塢抗議影片辱華，逼使《龍年》在公映時不得不在片頭加上「純屬虛構」之類欲蓋彌彰的遁詞。

六 《蝴蝶君》：性別迷陣與身份危機

對西方中心的神話進行最徹底顛覆的影片之一是《蝴蝶君》。影片的故事在兩條重迭的線索中發展：一是冷戰時期東西方之間錯綜復雜的間諜戰，二是東方主義話語中典型的西方男子征服東方女子的愛情游戲。這里說「游戲」，是因為東西方之間猶疑不定的性別—政治迷陣的最終結局，是東方仍然是謎一樣地不可思議，而西方到頭來自欺欺人，意欲征服他人卻無情解構了自己。

影片開始，法國駐北京使館外交官加利馬爾在一次音樂會上被宋麗玲演唱義大利歌劇《蝴蝶夫人》的美妙歌聲感動，愛慕之心油然而生，主動追求宋麗玲。宋麗玲不無嘲諷地提醒加利馬爾，歌劇《蝴蝶夫人》之美是西方人幻想出來的美，不一定被東方人所認同。這部歌劇贊頌一位日本女子因美軍情人離別後哀訴其思念之情，數年後發現情人已娶白人太太而痛苦不堪，殉情自殺，以完成一種堅貞不移的理想。然而，加利馬爾無法從東方主義這種刻板的單向思維中自拔，自認是一位西方男子氣十足的白馬王子，理所當然地要征服才貌雙全的東方美女。加利馬爾幾經周折後如願以償，佔有了宋麗玲的身體，在文革中回法國後又驚喜地得知宋麗玲像《蝴蝶夫人》故事所述為他生了個孩子。當他們離別多年在法國重逢後，加利馬爾驚訝地發現過去的一切都是騙局，宋麗玲原來是中國間諜，兩人因此雙雙入獄。更驚人的是法庭宣布宋麗玲是位男性，丑聞公開後一時成為頭條新聞。

其實，這一聳人聽聞的間諜案取材於法國真實的故事，影片改編自黃哲倫的同名暢銷舞台劇。徹底顛覆西方中心神話的高潮設在影片結尾，此時宋麗玲被法國驅逐出境，乘機回國，而加利馬爾則在監獄里自演一出《蝴蝶夫人》後在極端痛苦中自殺。加利馬爾的自殺場景意韻深遠。他一邊用錄音機播放一曲哀怨的《蝴蝶夫人》，一邊以蝴蝶夫人的扮相粉墨登場，面對走廊上觀看的囚犯宣布：「我，加利馬爾，就是蝴蝶夫人。」然後用破碎的化妝鏡片自盡，而不知就裡的觀眾還在為他精彩的表演熱烈鼓掌。加利馬爾自殺表演時的誠懇自白揭示了西方想像中的東方美女最終不過是一個幻想，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這個概念促使西方男子追逐幻想中的東方，最後意識到這個終生期待的幻想不在異國，而在自身的表演中！加利馬爾最精彩的自身表演也是他自我終結的時刻：他不再幻想佔有蝴蝶夫人（他原先佔有的蝴蝶夫人宋麗玲早已無情地欺騙了他），因為此時此地他自己已經成為蝴蝶夫人（一個永遠不會欺騙他的「她」）。

加利馬爾一生所竊取的間諜情報中沒有任何一條比他生命終結時所發現的事實更真實：東方主義的完美男人（白種人）和完美女人（東方人）歸根結底都不過是西方話語製造出的幻想。周蕾因此指出，加利馬爾死心塌地地按這種幻想生活，以致走向極端而自戀自身（即自己的幻想）而死13。好萊塢故事的迷惑模式在影片《蝴蝶君》中繞了一大圈後回頭顛覆了自己：西方男性（加利馬爾）—東方美女（宋麗玲）—蝴蝶夫人（宋麗玲）—蝴蝶夫人（加利馬爾）。換成性別表述，他（西方男性）所幻想的她（蝴蝶夫人）最終不過是幻想本身（他和她的一體性），西方中心內在的身份危機由此揭曉。

顯然，影片《蝴蝶君》對西方中心的顛覆是從西方男性身體（自我中心）開始做起。蘇內爾（Asuman Suner）認為，現代主義意義上的男性主體性表現在身體對自然的完全控制，一旦經歷變化、變異後身體失控，男性就因邊界的模糊或瓦解而恐慌，其主體性也瀕於崩潰，所以《蝴蝶君》不妨作為後現代的恐怖片來解讀14。由此看來，加利馬爾—蝴蝶夫人二者的可互換性從根本上瓦解了東西兩方和男女性別的界限，顛覆了西方冷戰和東方主義的雙重話語，對西方觀眾造成「恐怖」效果。影片《蝴蝶君》精彩地解構了「殖民女性」（既對女性的殖民和被殖民者的女性化）這一西方話語策略，出其不意地來一個男性殖民者（西方）自身的女性化，而且將後者作為西方殖民幻想的本質。顛覆的結果是，西方中心本身是空洞乏味的，西方（男性）的主體性是危機重重的，靠幻想東方離奇、美妙的故事（如《蝴蝶君》及其他本文分析的影片）來充實自己嚮往擴張的殖民和佔有的慾望。

影片《蝴蝶君》表明，對西方而言，東方終究是不可知的。西方想像出的華人形象宋麗玲主動向西方中心交還了東方主義所要的幻想：完美的女人（東方情人）和蝴蝶夫人（悲劇美），但他（她）同時也讓西方看到西方所不願面對的冷戰事實：「背信棄義的」中國間諜和危機重重的西方主體。宋麗玲因此同時體現了西方視野中東方的迷人（愛情）和危險（死亡），二者合力摧毀了加利馬爾（自大、自負而自欺的西方代表）。不可否認，華人形象的這種雙重性正是長期以來驅使好萊塢敘事慾望的一個動力：幻想他者，編造愛情，滿足觀眾，擴張自我。在好萊塢的想像中，華人就像隱藏在奇觀的面具背後謎一般的東方女人（華人男性因此必須女性化，從黃人到宋麗玲皆如此設計），既誘人銷魂落魄又危及生命安全。但這奇觀的面具本身也是好萊塢的虛構之一。面具背後並沒有甚麼隱藏的真實，因為這面具本身就是好萊塢的真實，或真實的好萊塢：一個奇觀的造夢機器，不停地在種族、性別與政治的交錯層面間虛構自己的故事。

並不是很完整，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❺ 英文電影天才少女的英文讀後感

寫讀後感的要訣
我們讀完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後,自然會受到感動,產生許多感想,但這許多感想是零碎的,有些是模糊的,一閃而失.要寫讀後感,就要善於抓住這些零碎、甚至是模糊的感想,反復想,反復作比較,找出兩個比較突出的對現實有針對性的,再集中凝神的想下去,在深思的基礎上加以整理.也只有這樣,才能抓住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寫出真實、深刻、用於解決人們在學習上、思想上和實踐上存在問題的有價值的感想來.
第四,要真實自然.就是要寫自己的真情實感.自己是怎樣受到感動和怎樣想的,就怎樣寫.把自己的想法寫的越具體、越真實,文章就會情真意切,生動活潑,使人受到啟發.
從表現手法上看,讀後感多用夾敘夾議,必要時藉助抒情的方法.敘述是聯系實際擺事實.議論是談感想,講道理.抒情是表達讀後的激情.敘述的語言要概括簡潔,議論要准確,抒情要集中.三者要交融一體,切忌空話、大話套話、口號.
從表現形式上看,也有兩種：一種是聯系實際說明道理的.這是用自己的切身體會和具體生動的事例,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闡明一個道理的正確性,把理論具體化、形象化,使之有血有肉,有事有理,以事明理,生動活潑.另一種是從研究理論的角度出發,闡發意義.根據自己的研究和理解,闡明一個較難理解的思想觀點,或估價一部作品的思想意義.它的作用是從理論上幫助讀者加深對原文的理解.這一種讀後感的重點仍在「感」字上,但它的理論性較強,一定要注意關照議論文論點鮮明、論據典型、中心明確突出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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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的重構、修潤與轉換

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能及時有效地吸引廣大觀眾。而對文化意象作恰如其分的修潤,能使譯文在有限的時間內傳達於觀眾。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導致了某些文化意象的不等值,採用直譯手法處之,會使觀眾難以認同。
關鍵詞:電影翻譯;文化意象;寓意;重構;修潤;轉換
中國的電影翻譯事業已走過了五十多年輝煌的歷程。在這半個世紀中,電影翻譯工作者給廣大觀眾奉獻出了許多優秀的譯製片,觀眾從這些優秀的譯製片中不僅領略、了解到了異國的風土人情,同時也感受到了語言給人帶來的無窮魅力。許多優秀譯製片中的精彩對白已成為中國觀眾爭相傳誦的佳句。如「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前蘇聯影片《列寧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幾代身處逆境中的中國觀眾。由此可見,電影作為大眾傳媒,其社會效應是無可估量的。然而,在學術領域內,由於受世俗偏見的影響,電影翻譯研究卻頗受冷落,翻譯研究人員似乎「完全把這一領域給忽略了。」[1](P99)為此,我國著名影視翻譯界學者錢紹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譯界對影視翻譯的重視遠不如文學翻譯。」而這「與影視翻譯的社會作用不相稱。這一現象亟應引起翻譯界的注意。」[2](P61)鑒於此,本文擬從語言的角度來探討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的重構、修潤與轉換。
一、語言與文化意象
語言(Language)不僅是人類思想感情表達與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能真切地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態地域、政治經濟、物質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不同的語言決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語言表達方式。語言在有聲電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為聲畫同步的視聽藝術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擬現實,創造出酷似「真實」的藝術時空。如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簡愛》、《王子復仇記》、《葉塞尼亞》等優秀譯製片中那玲瓏別致、清晰明亮、頗具異國風情的語言,逼真、自然、隨意,充滿了生活氣息。因而這些精彩的對白、片段令人百聽不厭,久久不能忘懷,它們留給觀眾余韻不盡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 image)是「一種文化符號,它具有了相對固定的獨特的文化含義,有的還帶有豐富的意義,深遠的聯想,人們只要一提到它們,彼此間立刻心領神會,很容易達到思想溝通。」[3](P184)物象(Physical image)與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義的載體,是形成意象的客觀事實;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語言文化環境中的引伸意義。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語境中,「以具體來表現抽象,以已知或易知來啟迪未知或難知。」[4](P137)如宋代大詩人蘇軾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賦」中用蜉蝣這種朝生暮死的小昆蟲來比喻人生的短暫,人很渺小:「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5](P509)英語諺語It is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6](P1578)意為「駱駝負載過重時,再加上一根稻草也會把它壓死。」諺語中意象詞語the last straw 「最後一根稻草」,生動形象地寓意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無可忍的極點。」
二、重構文化意象
譯製片又稱翻譯片,顧名思義,一些國外優秀的影片必須通過翻譯方能為中國觀眾所接受。電影翻譯與其它文學作品翻譯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表達形象思維中高超的藝術意境。但電影翻譯又有區別於其它翻譯的特殊性,即其譯文要做到能見之於文,形之於聲,達之於觀眾。著名翻譯家Nida指出:「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義都直接或是間接地反映一個相應的文化,詞語意義最終也只能在其相應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幾乎很自然地體現在語言上的不相同。」[7](P28)
漢語、英語分屬兩大不同的語系。漢語是象形文字而英語是一種字母文字。要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語際間進行成功切換,這對電影翻譯工作者來說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電影翻譯工作者不僅給觀眾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優秀譯製片,同時也給電影翻譯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英國電影Red Shoes播放時被譯成「紅舞鞋」,覺得也無可厚非。此片主要講述了英國一名芭蕾舞女演員面對愛情與事業而不能作出正確抉擇,最終走向斷崖的凄惋的故事。盡管「紅舞鞋」正確無誤地譯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緊扣劇情,但直譯的平鋪直敘,沒有更深的寓意。觀眾如果光看片名,確實難以激起任何聯想的波瀾。80年代後期,在一次外國優秀影片巡迴展的大幅廣告上Red Shoes這部英國影片片名被譯成了「紅菱艷」,細細品味「紅菱艷」這一譯文,譯者把那雙纖巧的紅舞鞋比作了中國觀眾婦孺皆知的紅菱。它寓意紅菱雖生長於濁水污泥,卻嬌艷迷人,特別是那兩只彎彎的紅菱角,猶如中國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蓮,三寸金蓮雖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淚,有的甚至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此「紅菱艷」這一片名隱含穿著如紅菱般舞鞋的舞女艷麗卻薄命。
譯者把這一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紅菱」注入其翻譯中,從而成功地重構了一幅為廣大中國觀眾所熟悉、能會意、肯接受的嶄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構(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Image)這一巧奪天工的翻譯手法在電影翻譯中隨處可見。如美國電影Waterloo Bridge這一片名原意為「滑鐵盧橋」。眾所周知,1817年英國在泰晤士河上出資建造了滑鐵盧橋,以此來紀念威靈頓公爵指揮英國軍隊打敗拿破崙而取得的滑鐵盧戰役的勝利。如果依據英文直譯成「滑鐵盧橋」,乍一看,觀眾定會認為這是部與拿破崙打仗有關的戰爭片或介紹與該橋建築有關的紀錄片。但看過此片的觀眾都知道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愛情片。
影片描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年輕漂亮的女演員瑪拉在滑鐵盧橋上結識了青年軍官羅依,並成了戀人。而後,瑪拉獲悉羅依戰死疆場,痛不欲生,為了生存淪落為妓。當羅依奇跡般地出現時,她無法面對現實,為了愛情和名譽,她再次來到與羅依初戀的地方,喪生在車輪滾滾的滑鐵盧大橋上。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史中,有著許多與之相仿的神話傳說。如牛郎織女的「鵲橋相會」,陝西省藍田縣一年一度的「藍橋相會」等。而「藍橋相會」的傳說與Waterloo Bridge故事情節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所以譯者把原名「滑鐵盧橋」譯成了「魂斷藍橋」,這樣做不僅避開了中國觀眾由於地城文化差異、歷史背景知識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藍橋」這一隱含中國文化的意象能使觀眾一看到片名即刻領悟到這是部關於愛情的電影。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的意義在於它能及時有效地達到使譯文與觀眾勾通,使觀眾心領神會的效果,由此來吸引廣大的影迷,創造譯製片票房紀錄的新高。仔細認真研究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這樣的翻譯手法會不時令人拍案稱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潤
由於中外觀眾知識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電影翻譯工作者應盡可能地幫助觀眾去理解那些與一個民族的歷史、地域文化、宗教習俗等有著密切相關的語言現象。電影翻譯中如果對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潤(Modification of Cultural Image)處理,就事論事直譯,會造成這一文化意象的缺損,文化涵義支離破碎。英國電影《魂斷藍橋》[8]一開始,有這樣一段畫外音: Announceer』s Voice: At 11:15 this morning, the Prime Ministeer, 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er Ten Downing Street,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廣播員的聲音: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於交戰狀態。 應該指出此例忠實地譯出了原文的字面層意義。但對「唐寧街10號」這一隱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補充說明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中國普通觀眾會茫然不知其所雲。其一、觀眾不知道這個「唐寧街10號」在什麼地方?其二、他們更不知道廣播員在這里特地提及這個地名有何特別的寓意?為了使電影譯文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達之於廣大觀眾。譯者宜對上述譯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補修潤,如:
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府邸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於交戰狀態。
通過增補「英國首相府邸」,觀眾這才真正認識到了「唐寧街10號」的「廬山真面目」。至此,「唐寧街10號」所隱含的意象立體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觀眾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寧街10號」的全部文化內涵。又如:
Peter: Oh, this? Well, I like privacy when I retire. Yes, 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respect. Prying eyeeees annoy me. 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 Err, maybe not aaas thick a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trumpet. I just show you my heart』s in the right place, I』ll give you my best pair of pajamas. Do you mind joining the Israelites?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耶利哥城牆,比不上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牆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此例選自英國電影《一夜風流》[9]。這段對白譯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為在這段譯文中出現了「耶利哥城牆,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三個與《聖經》歷史故事有關的詞語。眾所周知,東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國,中國觀眾對佛教還可略知一二,而對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宗教歷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換的瞬間讓中國觀眾把上述三者的關系聯系起來是件難事,他們會搞不懂這「耶利哥城牆」、「約書亞」、「以色列人」之間究竟是什麼關系。直譯用於上述譯文中不僅令中國觀眾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同時也失去了電影翻譯的真正意義。
為使中國觀眾明白這三個詞語間的關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豐滿起來,譯者應在電影翻譯過程中對這段文字作如下潤色: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像《聖經》中的耶利哥城牆,雖比不上《聖經》里以色列人的軍長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牆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由於對「耶利哥城牆」、「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些出自《聖經》故事的詞語增補了必要的文化涵義修潤詞後,觀眾不僅了解了這些「典故」的出處,同時在上下語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後一個詞語「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潤增強了語言文字在語境中的透明度;增強了文化意象在觀眾認識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轉換
語言學家認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觀現象,不同的民族語言會給它「刷上不同的顏色」。緣於此,文化意象的錯位(Nonequivalence of Culture Image)會具體表現為作為喻體的文化意象上的差異。換言之,在一種文化傳統中一個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種文化里卻成了反面寓意的醜陋文化意象。如英國電影《呼嘯山莊》[10]中有這樣一個片斷:
Isabella: It』s a brother』s ty,dear Edgaar, to introce his sisteer to some other type than fops and pale young poets.
Edgar: Oh, you want a dragon?
Isabella: Yes, I do. With a fiery mustache.
依莎貝拉:這是一個哥哥的義務,親愛的埃得加,你總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紹給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風的年輕詩人吧。埃得加:哦,你該不是想嫁一個龍騎兵吧?
依莎貝拉:是的,還長著火紅的大鬍子。
在上述翻譯中「dragon」是一個關鍵詞。在英語語言中,「dragon」作「魔鬼」解釋。每當提及此詞,西方人的思想意識中立刻會呈現出一隻面目猙獰的魔鬼正張牙舞爪地撲向人間,由此不難看出「dragon」在西方語言文化中隱含貶義。而在中國文化中「龍」字象徵著「高貴,至高無上」等意,昔日中國人稱皇帝為「真龍天子」。因此與「龍」字相關的詞語絕大多數具有崇敬之意。如中國人稱自己為「龍的傳人」;祈盼著自己的子女將來有出息為「望子成龍」等。「dragon」在東西方語言中,其文化意象的寓意是絕然相反的。簡言之,它們的物象雖同,但寓意卻完全相異。由此可見用「龍騎兵」來硬譯「dragon」一詞顯然不妥當。因為當中國觀眾在觀賞影片時忽爾聽到「龍騎兵」這一詞語,他們肯定即刻會聯想到「他」可能是個「皇家騎兵」。但依莎貝拉的回答卻又使觀眾對影片的闡釋如墜雲霧。觀眾不禁要問:這個堂堂正正的「皇家騎兵」怎麼會是「長著火紅的大鬍子」呢?在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中,只有那些三頭六臂的怪物才有一張可怕的綠眉毛、紅鬍子嘴臉。如此生搬硬套不僅不能處理好東西方語言文化中意象錯位這一棘手問題,同時也不能傳神地譯出這段對白的真實含義,反而給上下文語義的貫通設置了語言障礙。因此,例中埃得加與依莎貝拉的最後一段對話不妨翻譯如下: Edgar: Oh, you want a dragon?哦,你該不是想嫁給一個野蠻人吧?Isabella: Yes, I do. With a fiery mustache.是的,還長著火紅的大鬍子。由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電影翻譯中許多英語詞語若直接硬譯,會令廣大中國觀眾無法接受與認同。此外,電影翻譯文本受電影畫面切換時間的限制,不能像翻譯文學作品那樣,可以在一些晦澀難懂之處作些注釋,所以對白譯文一定要讓觀眾一聽、一看即能明了。譯者應立足於本國觀眾,從觀眾領略欣賞譯製片的藝術角度出發,選用本民族語言中與原片藝術最相似、最貼近的、為本國觀眾所熟悉的、易於接受的詞語和文化意象來進行電影翻譯。

❾ 要寫一篇《花樣年華》論文 我的中心論點是隱喻式蒙太奇 那麼影片如何

《花樣年華》被稱為一部懷舊經典。就影片所講述的故事本身而言，古老而又普通，沒有什麼新意，無非就是一個講述婚外戀的愛情故事；就影片的情節來說，既不曲折也不扣人心弦，可以說簡單而又平淡。那麼，為什麼這樣一部故事普通、情節簡單的影片能被人們稱之為經典？關鍵就在於導演王家衛在影片中所使用的巧妙而別致的表現手法，通過這些藝術手法為這個普通的故事賦予了一個內蘊深廣、新穎脫俗的主題，使這部電影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
一、影片在主題表現上的含蓄美。
藝術貴在含蓄，電影藝術也同樣具有這個藝術法則。含蓄的表達使得藝術作品的內蘊更加豐富、使得整部作品的主題思想更具有韻味，令人回味無窮。《花樣年華》中正是具有這樣的藝術特色。導演王家衛用一種隱喻式和象徵式的表現手法，為這部電影增加了內在韻味。猶如一首朦朧詩，每一個字包括每一個標點都有它代表的象徵意義，也像是一幅寫意畫，每一個線條隱含喻意。頗具特色的隱喻和象徵式的表現手法的運用，使得這部作品在主題思想的表達上顯得既含蓄又有深度。影片不僅僅是反映了周慕雲和蘇麗珍因為各自的愛人出軌的不幸，也不僅僅是反映他們之間的真摯情感，而是映射了那個時代、那個社會，人們的普遍的感情生活和道德觀念等內容。
（一）隱喻式的表現手法對影片主題的含蓄表達。
一部優秀的電影作品，它的主題並不是直接告訴觀眾的，而是隱含在每一個細節中，要靠觀眾去體會的。《花樣年華》中王家衛用隱喻蒙太奇和重復蒙太奇技巧把影片的主題含蓄而又自然傳達出來，在表現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變化的同時也暗示了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的真實現狀，賦予影片時代色彩和社會意義，提升了影片的藝術價值。例如，影片通過蘇麗珍替何老闆給何太太（何老闆的妻子）和給余小姐（何老闆的情人）打電話、買禮物的情節，說明了老闆也是在情人和妻子之間來回周旋。結合整個劇情，我們無形中就感受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社會的小資們的真實生活和情感現狀。不只是蘇麗珍的丈夫和周慕雲的妻子「出牆」，很多人和他們一樣都在外面有情人，而且都是偷偷摸摸的。《花樣年華》中，導演正是運用一些系列隱喻式的表現手法，把影片中的人物情感、時代特徵和文化內涵等內容暗含在每一個細節中，在深化主題思想的同時，使其在表達上具有含蓄美。
隱喻蒙太奇是表現蒙太奇中的一種藝術技巧。隱喻蒙太奇是「把表現不同形象的鏡頭畫面加以連接，從而在鏡頭的組接中產生比擬、象徵、暗示等作用的蒙太奇」[1]能給人一種既形象生動又耐人尋味的感覺。在《花樣年華》中王家衛多次運用隱喻蒙太奇這一手法對影片的細節上的處理，極大地增強了影片的藝術感染力，增加了影片的含蓄美。如影片中 「昏暗的路燈」這一鏡頭的多次出現，這盞路燈似乎就是蘇麗珍寂寞和孤獨的內心。丈夫老是不在家，只有她獨自一個人每天去小面攤吃飯。猶如街頭道路等一樣，孤苦伶仃。再如，影片中幾次「掛鍾」的空鏡頭的出現，很容易就使觀眾感受到了時間的流逝，歲月的無情，很具有隱喻意義。還有周慕雲離開香港去新加坡時出現在影片中的一棵樹的鏡頭，這個鏡頭導演用仰視的角度去拍攝，由一片藍色的天空和一棵細高的小樹組成的畫面，交待了場景由香港到新加坡的轉換和時間上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的轉換。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暗示著周慕雲和蘇麗珍之間的感情已經越來越遠了，他們之間的愛情已經永遠的不可能了。《花樣年華》中這些隱喻蒙太奇技巧在細節處理上的應用，增加了影片主題的含蓄美，調動了觀眾的情感和思緒，使觀眾無形中感受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生活的兩個已婚男女之間既相愛而不能愛的無奈、傷感的情緒。
此外，《花樣年華》中反復出現主人公周慕雲和蘇麗珍各自走過狹窄的樓梯，從家到小面攤和從小面攤到家的畫面。這一畫面反復出現，表面上是對主人公生活的表述。而實際上王家衛使用的是 「把表現同一內容的鏡頭畫面在影片中反復出現，以突出、強調這一內容象徵意義的蒙太奇技巧」[2]，也就是重復蒙太奇技巧。導演之所以要這在故事的開始部分使用這一表現技巧，目的就是要，以他們不斷地從樓梯上上上下下、進進出出畫面來象徵他們孤獨、冷清的生活狀況，為他的妻子和她的丈夫之間發生婚外情埋下了伏筆，同時也隱喻了他們兩個人之間會有故事發生。在這部影片中，另一處巧妙使用重復蒙太奇的地方是，周慕雲為了寫小說在賓館里租了一間房子，蘇麗珍知道後去賓館看他時，蘇匆匆走上賓館的樓梯，然後又匆匆地走下賓館的樓梯的鏡頭反復出現。蘇麗珍上去又下來、下來又上去，上下樓的畫面重復很容易就讓觀眾感受到了女主人公激烈的心理斗爭。此處暗喻著一種矛盾，實質上對周慕雲產生了感情，想去看他，但又因為自己身為人妻，受道德的束縛而避免「跟他們一樣」。這里的重復效果，巧妙而貼切的展現了人物的矛盾心理，也折射出了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導演在向觀眾傳達這些思想內容時，不是直白的告訴觀眾，而是把這一切都隱藏在畫面的不斷重復中，增加了電影的韻味。
（二）明暗和色彩對主題的暗示。
影片的明暗和色彩雖然不是表現主題思想的主要元素，但是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明暗和色彩在《花樣年華》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昏暗的色調和女主人公身上不斷變化的服裝色彩對影片的主題表達起到了一定的暗示作用。
在《花樣年華》中，王家衛把絕大部分畫面都拍得很暗淡，影片中採用這樣的色調，暗示了故事中的時代氣氛、生活真實和情感主題，造成一種陰暗、低沉、壓抑、傷感的氛圍。暗調在《花樣年華》中的使用給人造成一種懷舊、傷感的思緒。影片中把人物放在昏暗的樓梯、走廊、陰暗的房間和黑暗的街道中……灰暗的畫面效果為影片蒙上了一層時代的影子，很容易使人感受到六十年代香港的社會狀況和影片中兩個主人公的感情遺憾。暗示著周慕雲和蘇麗珍不可能擊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們終究不可能越過內心中道德的束縛。而且整部影片基本上以灰暗的色調為背景，使主題顯得厚重、深沉、壓抑，把觀眾的思緒帶入了一種「悲」的狀態，使人預感到了影片「悲」的結果，讓人感受到了一個發生在六十年代香港的愛情故事的真實。
在這部影片中，最具色彩表現力的就是主人公蘇麗珍身上的旗袍。蘇麗珍身上的旗袍的不斷變化間接的映射著故事情節的發展、人物心情的變化。導演把女主人公的心理變化用旗袍色彩的變化表現出來。就整個影片中女主人公所穿著的旗袍顏色，比如搬家時、在孫太太家裡看丈夫打麻將時、和孫太太他們試電飯鍋時、囑咐丈夫給她老闆帶皮包時，或是去公司上班時，還是其他時候，一般都是以白色加黑色、白色加藍色和淡黃色加白色搭配的旗袍。這幾種顏色搭配的旗袍是蘇麗珍貫穿的。這種幾種素色的衣服於影片的灰暗色調、周圍環境是相協調的。但是片中好幾次出現蘇麗珍提著飯盒去小面攤買飯時，她都是一身顏色很暗的旗袍，暗示了她的孤獨和內心的寂寞；當他們確定自己的愛人發生婚外戀時蘇麗珍去賓館里見周慕雲時，她一身紅色的旗袍，這一反她穿衣的一貫風格，與她一向喜歡的衣服顏色形成鮮明反差。這里其實是隱喻了她們之間愛情的產生。蘇麗珍趁著房東不在去周慕雲家時，一襲黃色的旗袍，象徵了他們在一起的愉快和溫馨。而當蘇麗珍決定要跟周慕雲走時，她身上的衣服變成了綠色。綠色是富於生機、象徵生命的。這就隱喻了蘇麗珍下定決心要和周慕雲開始新的生活。然而，當它趕到賓館時，周慕雲已經走了，代表希望的綠色在紅色的窗簾、紅色的床、暗紅色的牆壁映襯下，讓人感到的是莫大的失落。代表了「色彩是影視畫面的抒情符號，能傳遞感情，表達藝術家所要表達的情緒」[3]。蘇麗珍身上不斷變化的旗袍色彩，不僅反映了人物心理的微妙變化，而且增強了影片在主題表現上的抒情意味。
不斷變化的旗袍顏色與暗淡的畫面色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灰暗色調的映襯下旗袍的色彩變化更加具有了表現力，隱喻作用更加明顯。通過色彩的變化，暗喻了人物心理的變化、情感的變化，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深化了主題。暗淡的畫面色調，映襯了主題。使得影片的主題表現更加含蓄朦朧。
（三）道具的象徵意義。
在這部電影中，似乎沒有多餘的東西，每一個鏡頭、畫面，每一段對白、音樂，包括每一件道具在影片中都具有不可代替的象徵意味。王家衛沒有放過每一個細節對主題的表現作用。影片中的旗袍、綉花拖鞋等道具，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象徵意味。不但為影片增添了民族氣息，也增加了主題的含蓄性。
旗袍是《花樣年華》中最具象徵意義的道具。蘇麗珍身上更換了27次的漂亮的旗袍暗含著多層的象徵意義。《花樣年華》中導演把旗袍作為一種隱喻道具，無形中向觀眾傳達了故事的信息、人物的情緒變化，起到了塑造藝術形象的作用。「旗袍是中國的傳統服裝，象徵著高貴、典雅」[4]，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的服裝樣式都是旗袍。導演王家衛把這樣一件代表高貴、典雅的服飾作為女主人公的唯一服裝，可謂用心巧妙。在影片中旗袍象徵著蘇麗珍高貴的個性特點，她一直對自己、對周慕雲說「我們不會和他們一樣的」，表現了她心中高貴的個性特點。而且旗袍是中國的傳統服飾，在一定意義上，旗袍在影片中也是傳統思想的象徵。正是由於蘇麗珍的「高貴」個性，以及受到傳統道德思想的影響，使她無法克服自我、沖破道德的束縛去追求自己的真愛。這就是成就了他們「無言的愛情」的主要原因。
《花樣年華》中出現了四次的蘇麗珍的一雙綉花拖鞋，在影片中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房東的突然回來，蘇麗珍被控在周慕雲家裡，為了避嫌，她穿著周妻的皮鞋假裝成剛下班回家，於是就把他的綉花拖鞋留在了周慕雲的家裡。周慕雲一直把這雙綉花拖鞋珍藏，就連離開香港去到新加坡，他也帶著這雙鞋。這就為賦予這雙綉花鞋特殊的寓意。它象徵著周慕雲對蘇麗珍純潔而真摯的愛，是二人之間美好愛情的象徵。後來，蘇麗珍去了一次周慕雲在新加坡住所，她並沒有見周慕雲，在周的房間里默默地停留了片刻就走了，臨走時她悄悄的帶走了那雙綉花拖鞋……刻畫出了她對自己和周之間沒有結果的愛情的無奈心理。周慕雲在屋內到處亂翻，卻再也沒有找到這雙綉花拖鞋，它永遠的消失了。綉花拖鞋的消失，是他們之間愛情永遠不會有結果的象徵。

❿ 《論電影的藝術表現手法》

一個單純到被心靈感知的空洞，不僅僅由電影的深入人心的故事推動所引起的，而是獨特的，每個電影獨特的對所想去表述的手法方式的展現。

單一的電影的局限常常被其表述內容的深刻性，涉獵性推動整個電影的歷史感，那麼作者想簡述其自身的思想，再加以對於故事來由的包容性，那麼特性就會產生，也就是電影分崩離析的手法。

這其中直接影響到直觀的視覺傳達是用間接的最適用於影片背景的色彩，例如戰爭色彩的民族實用性質更多的考慮的是黑白背景，以更主要的表現這段歷史的悲壯轎禪森性質，閉畝而不是因暴力沖突而使用更加強烈的色彩來添加一種令人置身其中的沖擊感。

對於影片中多樣化而以一種靜態或瞬間令觀感者牢記的，色彩的多重化必然是更多人所首要選擇的。這就好比野獸派大張旗鼓的無比豐富的色彩沖突和中國水墨的深沉內斂相較。

「 談電影而不談主義 」

是一種更加純粹的談電影的方式。影片的結構架成，由主線故事開始，註定了電影藝術多少是一種無比自私的形式。

低俗小說的非線性敘事，首先也結構了一種欺詐的方式，假設我們虔誠的相信世界的繁雜程度和自身的認知方式是相反的，人類本身就藉由襲困這些而形成大同小異的精神的分裂。

這種分裂的形式並非是影片結尾所要表達出來的藕斷絲連式的敘事方式，而是一種以偶然方式進行到了宗教信仰的荒誕，來推進整部影片的趣味性，和意料之中的俗世的循環方式。

而對於這種處理方法更為大快朵頤的是科恩兄弟的影片。

     整部影片的基調是在一種「 山雨欲來風滿樓」 的氣氛中來敘述的，這種隱喻立意已經大於故事色彩本身。

     比較起隱喻電影藝術的鋪敘方式，黑澤明導演的電影

  則完全用出平白的方式來展現對於潛意識中的夢境的關系。

   對於一個個獨立的電影片段來說，影片的立意就完全為藝術而藝術了，這種感覺並非是電影藝術的本心，而是強加於電影身上的自私的意識形態，電影的客觀理念都在一種弗洛伊德式的預言中陷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