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應該如何適應新時代

Ⅰ 你對中國電影的未來，有什麼想法和建議

中國電影市場正進入發展的快車道，那些以小鮮肉為主導的電影開始淡出銀幕，那些老戲骨們用他們精湛的表演越辣越吸引觀眾，而且可喜的是，不管因為什麼，很多電影中都出現了老戲骨提攜後輩的事跡，這對中國電影來說是一個良性的，健康的發展。充分挖掘該系列在內地的商業價值。同時，THC也將和承華傳媒達成深度戰略合作，助力HCH主控華語片的全球推廣發行，讓中國電影真正走向世界。而承華傳媒與IG的合作方式則是成立合資公司深耕內地影視市場，圈內知名的花兒影視也宣布加盟其中。

中國電影行業現在是進入一個理性和健康增長通道，上座率提升讓影院盈利走高，並快速拉動利潤增長。觀眾需求偏好趨於理性，明星流量和IP逐步弱化，這將逼著導演和製片人提高電影的製作水平提高和電影的作品質量。明星成本降低進而推動電影企業盈利，越來越多有想法的優秀演員加入導演的行列。而這對那些胡亂拍的導演則更是一種警醒。

Ⅱ 當今電影應該如何創新

如今，隨著電影工業的完善和新時代觀眾審美能力的提高，人為橫亘在政治、商業、藝術之間的壁壘被打破，主旋律電影、商業電影、藝術電影之間的邊界正在消融和模糊，越來越多的影片呈現出類型雜糅、藝術和商業並重的融通趨勢：一方面，傳統的主旋律電影日益商業化和大眾化；另一方面，藝術和商業電影越來越主流化，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開放姿態。而這類將主流價值類型化表達並受到市場歡迎的影片被稱為主流大片。
如今，中國主流大片逐漸找准了自身的美學尺度和歷史坐標定位，能夠以更成熟、更智慧的創新方式講述中國故事，同時在主流價值觀和商業競爭力上能保持一定的平衡，但走出國門依然任重道遠。目前，主流大片在主題和類型上主要側重於表現愛國主義的軍事動作片，還需要在愛情、歌舞、倫理、體育、傳記等多種類型上進行拓展，通過對正義、和平、自由、平等、使命、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精神的傳達來承載國家意志、傳遞中國精神。

Ⅲ 如何提升中國電影核心競爭力

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取得了跨越式發展，但在資本的裹挾之下，其創作層面不斷遭遇價值觀和藝術性危機，核心競爭力亟待加強。特別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語境下，中國電影提升核心競爭力的使命更為迫切，而堅守文化自信，則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之一。

當下，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如機構改革以及主管部門的諸多措施，都在這一方面進行著調整，從文化主張這個根本層面入手來解決核心競爭力的問題。其次，國產影片在文化表達層面不能墨守成規、抱守殘缺，應當注重中華優秀文化的現代化解讀、國際級呈現與世界級製造。這方面成功的個案已有很多，如《紅海行動》中的將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等主流價值觀與高科技戰爭類型對接，以及對人物立體性和人性豐富性的書寫，摒棄了對「高大全」和「偉光正」式的人物刻畫，在保證影片社會效益的同時充分實現經濟效益。這便是其核心競爭力的具體體現。來源：中國文化傳媒網

Ⅳ 中國電影今後應當朝怎樣的道路發展，才能在世界電影中佔主要地位

在全球化的形勢下，討論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問題不能脫離世界電影的發展水平(包括技術水平和藝術水平)。這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我們現在看得非常明顯的是，影視技術的傳播壁壘幾乎不存在。電影自誕生以來，在製作方式、存在方式與傳播方式三個方面都得到了非常迅速和相當充分的發展，這種發展既取決於電影新技術的發展水平，同時也取決於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否具有較高的自覺性，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盲目性。電影從誕生之初就是科學技術的產物，一部電影發展史就是一個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走向完善、藝術創造趨於完美以及這兩者不斷地相互促進的過程。特別是近年來迅猛發展的數字化進程所造成的影視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發展趨勢，更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所指出的那樣，當今世界，文化賴以發展的物質基礎、社會環境、傳播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要深入研究新形勢下我國文化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善於在更加開放的環境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這一精神完全適用於討論電影的產業發展問題。但問題在於，我們有必要從電影的概念問題入手。也就說，新的形勢之下，特別是從數字技術可能造成的媒介產業重組的前景展望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態勢和發展格局，必須建立在對於電影的新的理解和界定之上。
當然，討論概念對於不少的人來說的確是一件令人討厭的事情。特別是，對於那些習慣於舞文弄墨之士，或者樂於沉浸在聲音與光影世界中流連忘返的人們來說，就更是如此了。對於那些辦實事兒及樂於思考者，則另當別論。但是，現在的事情顯然已經發展到我們不得不咬文嚼字的地步了。也就是說，到了俗語所說的「老鼠鑽到了碗架櫃，口口咬瓷兒(詞兒)」的地步了。這件事情倒是從某一個角度驗證了先賢和「後賢」們的告誡和提示。
《論語•子路第十三》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海德格爾曾指出：「言詞和語言不是把事物包裝起來為寫作者和說話者的交流服務的包裝材料。事物只有在言詞和語言中，才首次進入了存在並存在起來。因此閑聊、口號和廢話中語言的誤用，破壞了我們和事物的本真的關系。」「語言大面積地迅速荒疏，這不僅在一切語言運用中掏空了美學的與道德的責任，而且，語言的荒疏是由於人的本質之被戕害。」
孔子的話和海德格爾的話是相通的。但是，他們的話卻並沒有引起後世人們的充分注意和重視。即使是《聖經》中的「聖訓」，也沒有引起人們的多少警覺。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聖經》中的這句名言看起來是很神的，主要是其中的「道」字，是一個中國的古詞兒，很難解釋清楚。但是，一看英譯，含義立刻就清楚了。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聖經》的英文直譯可謂泄露了天機。直譯的結果是：「一開始就是詞，詞與神同在，詞就是神。」
《聖經》中堅定明確而又語重心長的神諭並沒有讓多少人開悟。別是文藝界的人士，包括研究之士，恐怕要很久很久以後才有可能認識到這一點。
按照「先賢」和「後賢」的思考方式和辦事兒原則，我們要討論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態勢，就一定要首先為電影正名，即「必也正乎名」。此即所謂「一開始就是詞」，這個詞就是電影。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會發現，人們對電影這個詞兒的認識確實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直至現在仍然有些糊塗，但是現在不能再糊塗下去了。
電影的成一定規模的傳播必須有一個公共場所。1895年12月28日，路易•盧米埃爾與其兄長奧古斯都•盧米埃爾用一台被稱之為「活動電影機」的設備在巴黎卡布大街14號咖啡館的地下室里，第一次公開售票，公映了他們的第一批影片，其中包括《工廠大門》、《火車進站》、《水澆園丁》等。這一天後來被電影史家確定為電影的誕生日。這種放映活動被推廣的後果是，專門用來放映電影的場所產生了，這就是電影院。此後，盡管確實存在著電影的個人化播放，人們還是不假思索地把電影同它的大規模的播放場所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把在這個場所播放的電影稱之為電影。人們這樣做當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電影的經濟回收和盈利主要靠電影院的銷售活動。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今後還會繼續發生變化。這里有一個情況值得特別注意，在電影院里播放的電影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大致有三大類、故事片、紀錄片和美術片。目前國內的電影院大體上只剩下了一類，即故事片。紀錄片和動畫片的播放只是一種零星的行為。今天，我們既可以說紀錄片已經淪落為電視節目了，也可以說紀錄片改變了它的存在形式和播放形式。但是似乎沒有人說紀錄片已經消亡了，卻有人在談論電影(即故事片)的死亡。
有了電視以後，人們從來都不認為在電視中播放的電視節目也是電影，哪怕播放的是電視劇。盡管看起來，真正的電視節目大概只有一種，這就是現場直播(中國的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就是直播電視劇)節目。直到電影(無論是故事片還是紀錄片)變得可以在電視上播放了(或者通過無線遠程傳播或者通過錄像機、VCD機等)，乃至直接為了在電視上播放的目的而拍攝所謂「電視電影」(無論是用膠片、磁帶，或數字化材料拍的)的時候，人們還是沒有產生這種認識。人們自然會找出種種理由認為電視電影不是電影，哪怕是在這些理由變得越來越少了的時候，變得越來越不成為理由的時候，除了少數人之外，人們幾乎是非常不情願地接受這種認識。主要的原因，除了面對種種新的情況熟視無睹以外，不是認真地思考電影的概念問題，而是把電影的歷史性存在方式、傳播途徑，同電影本身過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嚴格地固守電影的「影院電影」的歷史界定：「只有在電影院中觀看電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觀看電影」這樣一種相當傳統的觀念。當然我們也注意到，有人甚至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數碼加入進來以後，傳統的電影還叫電影么？」
現在的問題是，任何狹隘的電影觀念都會影響我們對於中國電影現狀及未來的客觀估計和展望了。
中國電影有七大「怪」現象。其中之四是大力進行電視電影的拍攝：「電視電影的發展導致大家傾向於低成本運作，難以製作出精品。觀眾習慣了看電視電影後，就不會再走進影院看電影。我們不能因為我們現在的電影法規和電影基礎設施達不到要求而退而求其次，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顯然沒有從如何調節電視電影和影院電影之間關系(諸如比例分配等等)的角度來看待問題。不是把中國電視電影的發展看成是中國電影發展的一個方面，看成是以一種新的方式滿足了中國廣大電影觀眾對於電影的需求的結果，而是看成了擠壓中國影院電影發展的一個應予糾正的失誤。盡管如此，我們仍然能夠看出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這就是，電視電影確實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影院電影的功能。一定不會願意看到這樣一種情況的：「由於衛星傳播和有線頻道的發展，美國電影在歐洲電視播放的電影中也佔有了70%。」由此可見，在中國電影現有生產量的狀況下，保持一定規模的電視電影的創作和生產，不失為滿足廣大觀眾在電視中看到電影的需求的一種可行辦法。
結論是堅定不移的：「新科技的物質條件，不管電影人情不情願，都將徹底地將電影改頭換面。下個世紀的電影很可能沒有膠卷、沒有影棚、沒有布景、沒有放映機、沒有影院。電影將化身在有無線電視、私電視與公電視(機場、酒吧….)、網路電視、手機、電子書頁、個人資料簿(PDA)、網際網路、電玩與多媒體、甚至足球場上的超大屏幕或雷射投影……之中。從生產(數字生產、虛擬影像)到行銷(跨媒體整合行銷)、到消費或重組再消費(影像單位化、資料庫化與重拼貼化)，電影都將走出舊世界。」
雖然某些方面並不完同，但對於中國電影產業的未來發展態勢與格局的展望必須不失時機地建立在對於電影的新的與時俱進的理解和界定之上。事態的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證實了在大約五六年以前對電影做出的界定：「可以配有聲音效果並具有畫面性質的活動影像。」進一步的證實還有待於對事態發展的繼續觀察(當然，這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前瞻的眼光)。也就是說，電影不僅必須而且一定會成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概念。雖然現在還沒有發展到一定要把電視劇乃至電視節目也包括到電影之中的地步。眼下雖不急於收編，但是應該想到，將來一定會出現把這兩者當成同類產品的不同規格的品種來加以對待的局面。下述統計表述是意味深長的：「1998年美國的第一大出口行業既不是飛機製造業、也不是農業，而是影視和音像出版業，出口總收入達600億美元；美國視聽產業(影視和音像)在國民經濟中的排位已有1985年的第11位躍居到第6位；在錄像市場上，美國1997年金錄像租賃收入就達96億美元」。從中國電影發展態勢的角度來看，從現在開始，預算一部影片的投入和產出，不僅必須考慮到它在影院和「影廳」中的放映情況，而且還需要同時考慮到它在電視中的播放情況(包括排映和點播)，以及光碟、像帶的銷售情況。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還要建立在確保上述種種考慮的有效性的保障體系的存在之上。既然「在美國，電影的海外市場、電視播映、音像製品和其他副產品的收入占總收入的65%左右。」我們還有什麼理由稱這些收入為「後電影市場」開發呢？這些難道不是題中應有之意嗎？在我看來，有了這樣電影觀念，才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這一觀念對於全方位地同時又是布局合理地發展中國的電影事業是很有益處的，我們可能就不會杞人憂天地發出電影的「生存還是死亡」的無謂天問了。
從這樣的觀點和角度(即所謂行業混淆confusion或產業重組)來看中國電影產業的未來發展態勢與格局，2001年12月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集團的成立，就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特別是它統一考慮中國電影和電視發展戰略的眼光就變得更為重要了。雖然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撲朔迷離，其間充滿了太多的變數和難以把握的機會，但是卻讓我們可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在這情況下，高度的自覺性和清醒的意識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了。
我們能夠看到，在為中國電影的發展獻計獻策和「開葯方」的熱潮中，「全球化」和「產業化」可以說是兩個使用頻率最高的用語。應對全球化和實現產業化甚至被某些人當成拯救中國電影的前所未有的契機和良方。在這情況下，現代影視技術的革命性的力量以及所必然帶來的要求即「產業重組」和觀念更新的問題，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視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因為，盡管計算機、互聯網(包括無線、寬頻及數字化技術)的迅猛發展對人類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幾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但是這一新興媒體技術及產業對傳統媒體產業及其觀念的(如報刊業、電視業和影院電影業)的沖擊才初見端倪。因此，從現在開始就轉變觀念，在全球化和產業化的基礎之上，認真地面對和貼近中國的現實，努力尋求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思路，仍然是來得及的。但有一點我覺得有必要及時加以改變。就像毛主席當年在延安曾經批評某些人「言必稱希臘」那樣，我們現在也到了對討論中國電影發展模式「言必稱好萊塢」的傾向給以一定質疑的時候了。經常被我們忽略的一點是，世界上發達國家不在少數，但電影產業發展到好萊塢的程度，在全世界可謂絕無僅有。其實，在產業重組的過程中，好萊塢也不是鐵板一塊。由此可見，好萊塢並不是世界發達國家發展電影的普遍道路。更不必說它應當受到批評和抵制(或者說需要檢討的)諸多方面了：「近年來的好萊塢電影越來越貪得無厭地追求視聽奇觀性，電影題材越來越變本加厲地脫離人們的現實體驗和現實生存，無論是故事或是視聽造型都越來越缺乏人文意蘊，越來越強調表像刺激，玩弄技術、玩弄奇觀的傾向正在將電影帶向一條遠離真實、遠離性情的道路……」由此看來，一個國家的某一文化行業的產業化及其國際化程度，肯定有一個由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諸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歷史性進程。絕非一朝一夕就能畢其功於一役。設想一個正在調動一切力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中國家去打造和發展國際化、跨行業的本國電影的「航母」，無異於天方夜譚。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情況可能反而更加清楚，而且更加具有啟示意義：影院電影業大幅度滑坡、重振乏力，在這方面，即使實現了中國電影的所謂「產業化轉型」，似乎也看不到與好萊塢電影打拚的樂觀前景，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倒是產業化程度不如電影的電視業的強勁發展勢頭未現明顯減弱的趨勢；電子圖書和數字圖書館雖在大力建設、不斷發展，目前還看不到印刷圖書業迅速萎縮的跡象(盡管這種情況根本無法同過去相比)。與此同時，電影在其各種製作方式、存在方式和傳播方式(特別是後兩個方面)的比例分配方面正在進行著的正是可能造成劇烈變動、重組的積累和醞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電視系統的終端和網路系統的終端將要合一的傳播技術前景，雖然尚需時日，但肯定是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之中，發展到一定程度，肯定會對現行電視業和影院電影業包括運作方式在內的各個方面都造成巨大沖擊。數字化進程及其技術保障的進展，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量。也就是說，決不能把這些重要的進展看成是與中國電影的發展前景毫無關系或關系不大的事情加以對待。據有關人士透露，到2002年底廣電總局已經建設完成國家光纜干線網3.9萬公里，省級光纜干線電視網超過11萬公里，市級以下光纜傳輸網超過了30多萬公里，可連通2000多個縣級網、1000多個企業網、3000多個社區，全國光纜總長超過300萬公里，並在東南沿海省份基本上實現了全部聯網。據說，廣電總局已決定全力推動有線網的商用，目前正在按計劃、分步驟進行，並將對有線傳輸網進行雙向改造，推出節目傳輸、帶寬出租、廣電在線門戶網站、數字電視、電視簡訊、可視電話、手機電視等業務。
無論形勢發展到何種地步，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每一種傳統傳播的方式都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戲劇上演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繼續上演(哪怕是在文化政策保護之下)。影院電影只上演了一百年，決不會輕易就死掉。在整個電影的播放系統中「寥若晨星」也是一種存在方式。影院電影的確會越來越少，這一點幾乎毫無疑問。想一想電影的「黃金時代」正是電影的視聽質量都不怎麼令人滿意的時代，就會明白這一點。試圖通過保證電影視聽效果的高品質來振興或恢復「影院電影時代」的昔日輝煌(將近年300億人次的影院觀影量)，看來是沒有什指望了。或許「廳電影」會越來越多，就像城市裡的超市一樣星羅棋布。但相當數量的電影拍完之後很快或立即就成為「電視節目」的情況將成為一種常規狀況。
特別是，當技術的發展到了能夠在電視中(或電影廳的一個終端中)真正點播電影(當然也會包括一切電視節目，在數字化的條件下這一點是不成問題的)的時候，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想一想下述情況。目前國內的電視劇生產和創作形勢仍然未明顯減弱其繁榮景象。這種情況表明，對電視劇的觀看，已經成為相當多的人的日常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拿吃飯做比較的話，我們可以說觀賞電視劇已經成了人們的精神食量的「正餐」。在新的情況下把看電影(不論以何種方式看)當成人們日常精神生活中的正餐或主要零食並不是一種奢望。正在擬議中的收費電視頻道的啟動，電影難道不是被作為這些頻道資源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嗎？
中國電影未來發展態勢的這種設想，將會提出一系列迫切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這些需要依次解決的既有關於技術方面的，也有關於制度法規方面的，更有理論研究與批評方面的。例如，建立不同級別的節目源站點，進行各種節目的大規模的收集、分類、整理和數字化。其中包括傳輸方面的建設，目的是便於檢索、搜索和點播。在這種情況下，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收費定量(實際上是計費)問題、電影界定的再確認及科學分類問題都會順理成章地提出來。充分發揮我們的智慧建立和完善適應我國實際情況的、有利於中國電影健康發展的電影、電視法律法規體系也會成為一件非常緊迫的事情。反對收費的觀點將會被證明是非常短視的，而採用收費就一定要研究科學的計費辦法。
按照設想，今後的電影(特別是電影在被數字化以後)可能會被分成三個大的類別，敘事片算一大類，資料片算一大類，還有一類就是論述片。把documentary由原來的紀錄片改譯成資料片，翻譯成文獻片也無妨，只是一定不要翻再譯成紀錄片了。認為，不管是誰，把documentary譯成紀錄片，都是一個已經造成了嚴重影響的歷史性錯誤(哪怕是有歷史原因的)。誤譯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但造成如此嚴重影響的例子並不多見。在新的理解之下，電視劇和電視節目都只不過是電影的一種形態或一種類型而已。
電視劇和電影一樣，作品的形態和特徵都與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的現存條件密切相關。雖然這一觀念已基本上被國內外的學術界所認同，但真要具體地指出一部作品的哪些特點與政治相關，哪些特點與經濟相關，哪些特點與文化相關，哪些特點與技術相關，又並非易事。甚至應該說是一個難度較高的問題。因為，這些特點並不是現成地或明顯地擺在我們的面前，等待著我們去挑揀和拾取。所以，這種研究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相當缺乏的。我們知道，與理論相比，批評更側重於對具體作品的特徵描述、技巧分析和價值評估。但是，在准確的描述、分析和恰當的評估中，離開了對產生特徵、技巧和價值的那些條件的關注和考慮，是缺乏說服力的。
我們在觀看電影或電視劇的時候經常會感覺到，我們對片中人物的表現已經失去了耐心，但是我們仍然在關心著她或他的命運，是否繼續觀看，需要我們在「失去耐心」和「關心命運」這兩者之間進行一定的權衡。當前者超過了後者，就是放棄繼續觀賞，當後者超過了前者，就是繼續觀賞。但來瀏覽技術的條件下，這種權衡已經變得沒有什麼必要了。因為觀眾可隨意地放棄中間階段的觀賞，而只是看一下最後的結果，或有關的段落就可以了。
從此以後，藝術才有可能真正恢復它過去曾經有過但已幾乎喪失殆盡的尊嚴。黑格爾等人關於藝術的並不樂觀的設想也將變得根據不足了。影視作品的數字化保存技術，及在大范圍內可以流通和檢索的技術(包括作品的語言的語種可隨意選擇)，將有可能使得人們對於「藝匠」作品的需求幾乎降至最低。相反，對於真正藝術作品的需求會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理論的貶值也將成為過去，恢復其崇高的威望。電影教育在整個國家的國民教育體系中(小學、中學乃至大學)也將會獲得其應有的位置。電影這種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之上、在二十世紀發展起來的新的文化形態，作為二十世紀人類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應該在全民教育中獲得應有的和合理的位置。從而確保印刷文化與電子文化(影視文化是其主體)在全民教育的內容配置方面，保持一種均衡的發展態勢和合理的格局。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電影教育才剛剛處在起步階段，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讓電影成為「教科書」，既不是對中國電影的詛咒，也不是中國電影人的夢魘。而發展中國電影教育的雙重後果必然是，為中國電影培育出一大批高質量、高品位電影需求者，進而為中國電影培養出一代新的創作者打下堅實的基礎。

Ⅳ 中國電影要怎樣改革

第一，建構既能滿足中國觀眾精神需求又能為全球觀眾帶來價值共享的電影文化「通用體系」。我們知道，好萊塢一直「避諱」自己的「美國電影」身份，總是願意宣稱為全球而不是美國生產所謂的「世界電影」。即便某些帶有明顯國家意識的電影作品，都必然會用自由、平等、正義為核心的人道主義價值觀進行包裝來「遮蔽」其作品的「國家符號」，實際上就是用這種普適性文化來達到最大限度的全球共享性。同時，好萊塢還大量與歐洲、南美以及亞洲的印度、日本、中國合作拍片，《勇敢的心》《泰坦尼克號》《指環王》《哈利波特》等等，題材來自全球而不僅僅是美國本土，這些影片還使用其他國家編導、明星來吸引不同市場的觀眾，通過這些策略，穿透文化壁壘，使跨國傳播的「文化折扣」最小化，令不同國家、不同市場的觀眾意識不到這是一部「美國電影」，而是將其作為「通用」文化產品來接受，甚至還會帶來某種文化「親近」的想像。比如中國觀眾也許很難自覺意識到好萊塢主導的《功夫熊貓》《長城》《尖峰時刻》等許多電影的「文化」差異，這些電影的中國文化元素甚至讓觀眾產生更加強烈的自豪感和認同感。而像《阿凡達》《2012》《銀翼殺手》這樣的影片，更加模糊其「國家性」，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電影」，影片所包含的復雜而隱蔽的意識形態系統往往並不能被普通觀眾所覺察，其政治和文化影響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實現。相反，中國電影在這方面，可以說還完全處在「本土性」階段，我們缺乏將中國故事「全球化」的能力和信心。中國發展階段的特殊性、國情的復雜性，必然會催生一大批以滿足國內市場為主的電影，但是中國還需要生產出更多具有全球共享價值的電影產品，才能真正成為世界性電影強國。在這方面，無論是文化觀念還是制度設計，無論是文化自信還是文化融合力，中國電影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都還有艱辛的道路要走。長期以來，我們只習慣於用中國眼光看世界，甚至過度強調「中國中心」，這種「自我優越感」在傳播過程中往往很難被其他國家觀眾所接受。我們還需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國，用世界眼光看世界，將中國利益納入全球共同體之中來思考，只有這樣，中國電影才能真正做到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甚至中國就融匯於世界之中，在保持世界文化多元中維護人道主義核心價值，在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中體現文化多樣性。

第二，建構完善的互聯網化電影工業體系。應該說，中國電影目前還處在快速而粗放的發展階段，產業邊界模糊，行業規范缺失，版權意識不足，領導性企業缺乏，行業結構也缺少集中度，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急功近利的行業行為比較普遍，各產業環節發展很不均衡，因而導致電影整體藝術質量和工藝標准不穩定，市場風險難以規避和控制，企業缺乏培養人才和其他產業要素的耐心和恆心。如果企業規模難以做大做強，就不可能出現好萊塢六大公司那樣的企業，更難以出現包含了好萊塢公司在內的如同時代華納、迪士尼、維亞康姆、新聞集團、索尼這樣的跨國、跨媒介的綜合性文化集團。中國電影行業需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優勢，深度與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CG技術、生態系統相互融合，形成與好萊塢相比更加互聯網化、更加智能化、更加全媒體化的工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完成原始積累，在公平競爭前提下，形成互聯網與影視相互結合的產業鏈完整的領導性企業，制定並遵守行業和市場規則，參與全球競爭，培養人才、培養品牌，為中國電影建構既能減少無序競爭又能帶來創新活力的工業體系和市場體系，生產出達到國際標準的電影產品，並且使中國電影形成國內影院—國際影院—網路—電視—音像—授權的完整市場窗口體系。只有這樣，中國電影才能真正完成從數量增加到質量提升的轉變，才能使得電影版權價值最大化同時，實現對經濟社會文化帶動作用的最大化。互聯網作為新媒體對電影的介入，很可能成為中國電影彎道超車的重要動因，互聯網所提供的分享、共享、集約、整合、精準等優勢有可能幫助中國電影走在建基於傳統工業的好萊塢前面。

第三，建構適應全球市場的國際傳播體系。電影強國重要標志之一，是全球傳播能力和效果。雖然好萊塢電影目前還具有比較明顯優勢，只有中國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全球制衡力量，一方面中國有即將超越北美廣闊本土市場作為堅強的發展「根據地」，另一方面中國又有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崛起」背景支撐，完全有可能成為世界電影格局中舉足輕重的力量。因此，通過更加積極的開放合作機制，通過培養跨國性文化和電影企業，通過吸引大批海外境外優秀電影人才，通過大膽採用不同國家和傳統的故事題材，通過重要產業環節的全球介入和深入，我們完全有可能在滿足本土觀眾、華人觀眾需求的同時，生產出更多能夠滿足世界不同市場觀眾需求的產品。當然，中國電影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也可以借鑒當年美國電影「全球化」過程中的一些經驗，採取不同區域的差異性策略，分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東亞、亞太、非洲、中東、東歐、北歐、西歐、南美、北美以不同的模式逐漸產生更大的影響，用10年左右的時間，形成全球性電影傳播體系。這樣，中國電影才能真正成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體現，不僅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而且用中國文化、中國精神去豐富、完善世界文化，讓中國與世界人心相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享性電影文化，中國電影不再以「走向世界」作為目標，而是成為能夠被世界接受和尊重的全球電影一部分。

Ⅵ 如何看待電影的發展趨勢

中國強，則國產電影強。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電影逐漸成了我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消遣方式。院觀看電影，隨之而來是電影票房的大爆發

從2011年全國總票房100億，到2018年全國總票房609億，6年的時間，總票房翻了5倍，這個5倍可是以億為起點的。由此可見電影市場的巨大消費力。中國電影產業在國民經濟新的發展形勢下實現了穩健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經歷了生產單位轉企改制、組合院線、民資入影、融資上市、「互聯網+」融合等重大產業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的頒布實施，更以法律形式體現出我國推動電影產業化、實現電影強國戰略的決心與信心。

目前，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銀幕數量、觀影人次均位居世界第一。但要清醒認識到，在電影產業收益、產業鏈完善度等方面，我國電影產業與世界電影強國仍有差距，同時也存在巨大潛力。在網路技術與數字通信飛速發展的時代，更需把握電影產業發展新機遇。

一、蓬勃發展的中國電影產業

近年來，《關於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電影產業促進法》等法規法律相繼出台。電影市場充分引入競爭機制，形成新老電影公司百舸爭流、競爭奮進的局面。電影工業基礎不斷夯實，技術水準不斷提升，各類數字影視製作基地紛紛建立，數字影院普及到縣，我國3D銀幕數量穩居世界第一。通過「一帶一路」交流、電影節、國際展映等方式，我國電影產業的國際影響力穩步提高。

面向未來，中國電影觀眾與市場的不斷成熟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一方面，中國電影消費內需強大，受眾觀影需求日益增長，2018年觀影人次達17.16億，但人均僅為1.23次，提升空間巨大。另一方面，國內資本投資電影活躍，當下已有1.2萬多家影視公司，講好故事、演好角色、打動人心、贏得口碑，已逐漸成為電影市場的創作主導。全行業將更加註重電影的社會效益，良好口碑將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帶來電影產業的良性循環。

二、搶抓先機，實現「由大到強」

中國電影產業要實現「由大到強」的跨越式發展，要抓住新時代新機遇，領先一步，方能實現電影強國的目標。

從黑白到彩色，從平面到立體，從膠片到數字，電影產業的發展進步始終貫穿著科技、藝術的交融與革新。好萊塢電影《阿凡達》開發出領先世界的3D虛擬影像攝影、面部表演捕捉等技術，以逼真視效震撼世界；《流浪地球》以高水準特效、具有中國內涵的故事，在海內外口碑票房雙豐收。裸眼3D/4D技術、虛擬現實的VR技術、混合現實的MR技術、全息技術、全景聲技術等，為實現電影技術的突破提供了新機遇。

在電影宣發領域，發行企業要及時研究受眾觀影心理與分層的變化，多樣化地進行電影宣推，及早做好老電影、復映電影、文藝電影等分眾電影市場渠道。同時，電影宣發要「走出去」，抓住推廣機遇，講好中國故事，搶占被國外院線忽略的「冷」檔期、細分觀影市場。

三、未來，電影行業市場會呈現怎樣的發展趨勢呢？

1、國內資本充裕有利於電影行業加速發展

目前，我國國內資本較為充裕，且外部資本投資電影行業的意願較強，對高度依賴資本投入的電影行業形成了有利的發展環境。電影產業投融資渠道拓展，不僅有利於電影製片產業發展，為電影企業進一步延伸產業鏈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2、城市化進程加速為電影產業發展提供新機遇

據統計，2000年以來全國城市化率平均年增速接近3%，2016年全國城鎮化達到57.35%，城市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伴隨著城市房地產、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城市文化產業建設也迎來大發展的黃金期，這將為電產業的發展和繁榮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3、擴大內需政策有利於帶動電影產業發展

近年來，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為推動全社會文化消費水平提升，發展影視文化產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2016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32316億，同比增長10.4%。目前，我國的文化產品和服務需求旺盛，但文化產品供給存在巨大缺口，為電影產業創造了寬廣的市場拓展空間。

4、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逐漸加大有利於電影行業健康發展

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的建立對於鼓勵和推動電影行業持續快速發展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實施，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和保護水平已逐步同國際市場慣例接軌。在知識產權得到良好保護的前提下，電影企業投資製作大電影，音像製品、電視及網路播放等收入渠道也將得以進一步拓寬，有利於我國電影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再加上國家頒布的《電影促進法》，所以中國電影市場一切都向著更好的方向在發展。

未來，中國電影產業若能及時抓住電影技術創新、內容精品打造、分眾與衍生消費趨勢、智慧影院建設等機遇，就定會乘勢而上，加速實現電影強國之夢。

《電影產業促進法》的實施，加快文化產業發展步伐，接近公眾，粉絲，觀影人，門檻也不再那麼令人望而卻步。

Ⅶ 全球化時代下中國電影如何發展 詳細�0�3

就電影學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一大批優秀的中國電影先後獲得了各種國際電影節大獎，從而使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於中國文學的「全球化」。確實，隨著中國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國電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進程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因為理解電影文本較之理解文學文本要容易得多。雖然我已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論述過全球化及其對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影響，但本文仍將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後由此出發將中國電影文化置於一個廣闊的全球化語境下，並對新世紀的中國電影的現狀以及電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戰提出一些積極的、切實可行的對策。當代電影和文化工業的「全球化」在這一部分，首先我將重申我在其他場合對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過的評述。 ( 1 ) 在我看來，在這樣一個被描述為「全球化」的時代，隨著經濟、文化和信息資本的迅速流動，傳統的時空觀念也大大地改變了。在這一碩大的「地球村」里，人們之間的相互交流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利。對於這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左派知識分子已經作了仔細的研究並寫下了不少批評文字。確實，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的職能將在某種程度上為一種隱形「帝國」的全球治理 ( g l o b a l g o v e r n a n c e ) 所取代。這個帝國就是全球化：「雖然它掌握著巨大的壓迫和破壞的權力，但這一事實也不應當促使我們去緬懷過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國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過程提供了各種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當然，全球化並不只是一樣東西，被我們認可為全球化的多重過程並不是一個統一體或一種聲音。我們將論證道，我們的政治任務並不是簡單地抵制這些過程，而是要對它們進行重新組合並將其引向新的終端。支撐帝國的有著創造力的芸芸眾生同樣也有能力自發地建構起一個反帝國的力量，以及另一種全球流動和交往的政治組織。」 ( 2 )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出應對其挑戰的策略之前，應該首先承認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毫無疑問，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人為的中心結構均被資本的流動和新的國際勞動分工所消解。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危機隨著（處於帝國之中心的）西方理論的向（處於邊緣地帶的）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運動而出現在民族文化的機制中。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電影是僅次於電視的另一種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藝術形式。既然電影產業最容易得益同時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國電影便不僅受到好萊塢電影產業的影響和滲透，同時也受制於多種國內的因素，如電視和網路的崛起和挑戰等。面臨這一境況，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得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具有威懾力的挑戰我們應該採取何種對策？難道我們將坐等幽靈般的全球化將我們的民族文化吞噬嗎？或者說我們在新的世紀將仍然像以往那樣固執地抵制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的沖擊嗎？這些均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盡管全球化確實如同幽靈一般威脅著我們的民族和文化機制，特別是電影更加如此，但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誠然，面對上述所有這些不利的條件，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全球化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普遍主義特殊化」與「特殊主義普遍化」的雙向滲透過程。 ( 3 ) 也即全球化的影響具體體現在兩個極致：它的影響從西方運動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向西方反向運動。或者說，誠如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 ( F r e d r i c J a m e s o n ) 所指出的，「我們在這一具體例子中注意到了認同和差異的對立的抽象性被賦予了一種整體與多元之對立的具體內容。」 ( 4 ) 顯然，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事物的任何單一的方面，因為全球化的過程始終是與另一種力量並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進程中，時而全球化顯得強大有力，時而本土化又從另一方面制約了它的權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實到某個特定的本土情境是無法實現的。也就是說，用以解決這種悖論的也許是一種妥協和變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終處於發展之中。既然全球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現象，那麼我首先將其視為一個遠遠早於 2 0 世紀的漫長過程。在這方面，重讀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論述將有助於我們深刻地認識全球化過程的起源及發展。按照馬恩的論述，美洲的發現無疑開啟了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而伴隨這一過程而來的則是旅行中的資本 ( t r a v e l l i n g c a p i t a l ) ，發展到 2 0 世紀後半葉便進入了其高潮。這不僅為物質生產所證明，同時也為文化生產所印證：「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 5 ) 按照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世界文學」絕不是指一種單一的具有趨同性的文學，而是一種代表著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進文學發展的方向，也即歌德當年理想中的一種跨越國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學。與經濟領域內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絕不意味著只有一種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種既有其共通性同時又有著多元發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徵。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學」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但是馬恩所謂之的「世界文學」之含義則更廣，它甚至可用於電影生產和發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我們在讀了馬恩的上述這段話後便清楚地明白，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至少涉及了我們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個問題： ( 1 )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從西方向東方的運動規律； ( 2 ) 由資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的積累和擴張所導致的國際勞動分工； ( 3 ) 跨國資本化的出現，資金的流動以及跨國公司的應運而生； ( 4 ) 由物質生產所激發的精神文化生產以及世界文學的誕生。尤其是第四個問題與我們的文學和文化生產及研究密切相關。因此，不管我們討論經濟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們都不得不看到這二者之間內在的關聯以及從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中產生出的一些靈感和理論資源。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當時的情況下，馬克思和恩格斯還不可能直接地討論（經濟上的）全球化與（文化）生產以及審美表現之間的關系，更不可能預示 2 0 世紀後半葉全球化進程的最新發展，但是他們實際上卻已經觸及到了這一事實，即精神文化生產的全球趨向也是由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既然電影工業更加受制於市場經濟的法則和以跨國公司為其重要標志的全球化，那麼當我們討論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電影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全球化這一幽靈所可能導致的影響。我們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時帶來文化趨同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後者的特徵更加明顯。盡管我本人並不贊成那種「趨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文化中出現的越來越明顯的趨同特徵：強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來越向處於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滲透，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電影產業在中國市場的大舉入侵和強有力滲透。顯然，文化傳播始終依循了這樣的規則：強勢文化在全世界的傳播總是影響著弱勢文化的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逆向運動的現象，這一點尤其可以在這兩個例子中見出：張藝謀執導的《英雄》同時在中國本土和海外的大獲成功，以及中國旅加作家貝拉的小說《 9 . 1 1 生死婚禮》（現代出版社， 2 0 0 2 年版）以 1 0 2 萬美元的天價被好萊塢大導演卡梅隆買斷電影改編權。 ( 6 ) 因此正如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 . 詹姆遜在談到全球化與文化的內在聯系時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認為，全球化是一個傳播學的概念，它依次遮蓋並傳播了文化或經濟的含義。我們感覺到，在當今世界存在著一些既濃縮同時又擴散的傳播網路，這些網路一方面是各種傳播技術的明顯更新帶來的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世界各國，或至少是它們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趨壯大的現代化程度的基礎，其中也包括這些技術的移植。」 ( 7 ) 作為當今極少數在文學研究和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研究領域內著述甚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詹姆遜的上述文字實際上提醒我們，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傳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兩部分，我將分別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走過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所處的現狀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們的文化知識對策。改革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反思在當今時代，那些高級的文化藝術產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費品，甚至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費的文化產品：無節制的復制、模擬和戲仿、增殖甚至大宗製作等均取代了現代主義時代對文化藝術產品的精雕細琢，平面的人物描寫取代了對人物深層心理的細致描寫，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結構取代了現代主義藝術的深度結構，等等。這一切狀況的出現都表明，文學藝術的現代主義精神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同時這些症狀也引起了一切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文化學者和理論家們的密切關注，但是他們的擔憂絕不應當是對之抱一種敵視的態度，而應當正視這些復雜的現象以便從理論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對之進行分析闡釋。通過這些分析和闡釋也許可以提出一些切實可行的對策。雖然電影也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並且曾對精英文化和文學形成有力的挑戰，但是它卻無法擺脫有著更廣大受眾的電視業和最近崛起的網路文化的更為有力的挑戰和威脅，因為後二者無疑有著更為廣大的市場。在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走向時，我們很容易想到曾經對電影批評家和文化研究者有著極大誘惑力的關於「本土化」 (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和「非殖民化」 ( d e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問題的爭論。我這里首先對近二十年來中國電影所經歷的繁榮時代作一文化反思，因為我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所遭遇到的挑戰和不利境遇。首先，令我們感到振奮的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在近二十年裡，中國電影已經大大地早於文學而率先與國際接軌：中國電影在著名的國際電影節上獲得一個又一個大獎，在某種程度上圓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和電影人試圖「與世界接軌」的夢想。這一方面給那些導演和明星們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但另一方面也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和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毫無疑問，一種意見認為，這些電影節和電影獎是由西方電影界所操縱的，帶有強烈的「東方主義」 ( O r i e n t a l i s m ) 色彩，因此中國電影的獲獎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加速了中國文化和電影的「殖民化」進程。在這些學者看來，全球化就是「西方化」 ( W e s t e r n i z a t i o n ) 或「美國化」 ( A m e r i c a n i z a t i o n ) 或「殖民化」 ( c o l o n i z a t i o n ) 的代名詞。他們頑固地堅持某種本土主義的立場，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影響，或更具體地說來，拒斥來自西方國家的影響，以便實現中國電影的「非殖民化」目標。一方面，他們指責張藝謀、陳凱歌等有著強烈先鋒意識的導演們蓄意歪曲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使其以一個「他者」的面目出現在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中，以達到討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們看來，毫不奇怪，這些電影並非憑借其自身獨特的美學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而獲得西方大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對中國人的歪曲描寫迎合了西方觀眾和評獎委員們對東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們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試圖發起反對中國電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爭。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的獲獎標志著其最終得到了國際同行和權威機構的認可，中國電影終於先於文學而走向世界了，這應該被視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不僅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時也有助於中國電影業在市場經濟的不利環境下的發展和繁榮。我雖然比較傾向於後一種觀點，但認為有必要從一些具體的電影文本的分析出發來從理論上消解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二元對立。從理論上來看，本土主義者旨在保護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 ( a u t h e n t i c i t y ) ，使其免受外來影響，這在已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的當代中國無疑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一直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擴大對外交流。在這樣一種大的氛圍下，我們無法擺脫外來影響，因為就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性而言，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國際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化，包括電影和大眾文化產品，也在不斷地影響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義便改頭換面成為另一種新的形式：大肆攻擊所謂的「文化殖民主義」，試圖通過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精神來對抗全球化時代的新殖民主義滲透和入侵。既然電影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集現代技術與藝術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那麼在中國的電影理論批評領域翻譯介紹當代西方最新批評理論思潮也往往早於文學領域對西方理論思潮的引進。 ( 8 ) 年輕的電影導演或批評家對西方學術理論界正在進行的研究之興趣往往大於對中國批評理論界所討論的問題。盡管在中國的文化學術界始終有著關於中國電影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爭論，但我仍認為從一種後殖民的理論視角對這種獨特的現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誠然，自上世紀 8 0 年代以來，當中國向世界再次打開國門實行經濟改革時，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文化思潮，特別是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自然蜂擁而至，首先對作家藝術家的創作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 9 ) 這種影響雖曾經歷過與藝術家的互動，並打上了後者對之的有意識誤讀甚至創造性建構的色彩，但最終還是形成了與西方原體有著種種差異的不同變體。在此我僅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這些電影導演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自己從西方理論中獲取的靈感糅合進自己的電影文本的。首先是 8 0 年代後期名噪一時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獲得金熊獎一例就有著種種電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西方的理論批評風尚不無關系。這部根據莫言同名小說改變的電影在創作和生產之時正值「尼采熱」在中國文化界再度興起之日。電影中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了一種尼采式的「酒神精神」 ( D i o n y s i a n s p i r i t ) 和巴赫金式的「狂歡化」 ( c a r n i v a l i z a t i o n ) 場面，一切寧靜和和諧的秩序都被破壞了。這顯然在滲透了某種「日神精神」 ( A p o l o n i a n s p i r i t ) 的中國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確實，對尼採的重新發現福柯等後結構主義者的一大貢獻，因為在西方，經歷了後工業文明的洗禮，人們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種消除人為痕跡的自然的素樸感，而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電影中那一大片帶有象徵意義的高粱地里。另一部獲獎影片《菊豆》是根據劉恆的中篇小說《伏羲伏羲》改編的，小說原來的目的是再現一種帶有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會之特徵的俄狄浦斯情結的中國變體，而到了影片《菊豆》中，這種俄狄浦斯情結的變體則摻進了某種拉康式的女權主義新精神分析學成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無意識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當時西方批評風尚嬗變的影響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對「男性中心」意識的反叛和對現存世界的消解導致了另一個「他者」的誕生：以菊豆為中心人物的一個「女性中心」世界。而楊天白的先後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則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這一點正好與後現代主義的反等級制度之嘗試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學以及被壓抑的邊緣話語所採取的「非邊緣化」策略相吻合。因此這部電影在西方觀眾和學者中頗受歡迎並被頻繁討論就不足為奇了。根據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改編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刻意渲染了一種對西方觀眾來說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儀式：燈籠的摘掛意味著男主人公將進入某個「太太」的閨房，頗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徵意味。當然，對這種虛構的「偽民俗」國內雖有學者作了強烈的抨擊，但這一現象本身卻使得西方觀眾對東方、東方文化以及東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無意，影片中的這一描寫最終還是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如果我們將這些電影文本化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政治背景的淡化無疑印證了詹姆遜所宣稱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學文本都可當作其民族寓言來閱讀的說法。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也帶有這種民族寓言之色彩，由於影片中過多地渲染了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陸被禁演，但在海外卻異常紅火。 ( 1 0 ) 在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中，導演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後現代技法，諸如無選擇性描寫、拼貼、戲仿、反諷等，甚至包括一種德勒茲式 ( D e l e u z i a n ) 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像，試圖創造一個全球化時代後現代藝術的東方變體。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對中國的文革場面的戲仿式再現更是召喚了人們對那種無政府狂歡情景的記憶，而與此同時對諸如性和政治等問題的調侃則給普通觀眾以某種近似荒誕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對一種平實素樸氛圍的追求和對現代主義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對立的消解則使得這部電影與所有受過教育的西方觀眾的期待視野相吻合。綜上所析，這些拍攝精美、象徵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觀眾的歡迎並獲得國際電影節大獎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應當承認，張藝謀和陳凱歌等導演未必曾意識到西方批評風尚的嬗變，更談不上有意識地以（中國的）第三世界經驗來實踐（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論了。因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這些藝術家有意識地誤讀西方理論並將其應用於歪曲中國的現實倒是從另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他們的理論修養，因為我認為，他們對西方理論的理解和誤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作為東方藝術家所特有的藝術直覺，這一直覺使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藝術風尚和批評標準的嬗變，為了獲得國際大獎必須拿出自己的獨特產品，使得（以西方佔主導的）電影節評委覺得他們的作品既不流於重復，又帶有西方人無法獲取到的一些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也即霍米 . 巴巴 所謂之的「介於二者之間」 ( i n b e t w e e n ) ，因為只有這種產生於二者之間並能夠互動的東西才具有獨創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產生於中國本土的東西，同時又能在經過來自西方的藝術形式包裝之後同時與這二者進行對話。這不僅是張、陳等中國藝術家能獲得成功的奧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著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識分子和後殖民理論家獲得成功的必經之路。不看到這一隱於表面現象之背後的復雜因素而一味指責這些導演，就不可能對他們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評價。無論如何，雖然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場景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來看包含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但這些中國電影獲得國際大獎至少使中國文化和藝術更為世人所知。本土主義的因素無法擺脫與全球主義的融合甚至混雜而產生出某種「不東不西」的第三者。我們誰都無法否認，在全球化的時代，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主義等西方的理論思潮經過不同的學派的闡釋也變得「本土化」了。因此，鑒於全球化時代的民族 - 國家之疆界變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義」 ( g l o c a l i s m ) 或「全球本土化」 ( g l o c a l i z a t i o n ) 這樣的術語來解釋這一現象也許是比較合適的。民族的身份認同也是如此，在當今時代，原有的一種（固定的）身份已經裂變為（可以建構的）多重身份和多種文化認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經越過了許多學科之界限，涉及種族、階級以及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中的多重交織這些問題，以及種族和區域研究中的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性互動這類問題。這種相互交織的現象為新的理論和不同身份的話語的接合和討論提供了激烈論爭的場所。」 ( 1 1 ) 雖然這些中國電影依循的是好萊塢的創作和生產模式，但它們所描寫的情節和展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本土的東西。也就是說，全球化若不定位於特定的文化語境是無法實現的。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指責張藝謀和陳凱歌等有意地討好西方觀眾而獲得了眾多國際大獎的話，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他們的眾多追隨者不像他們那樣在國際影壇倍受青睞呢？這個問題確實難以回答，但在我看來，在很大程度上由於全球化的來臨，國際社會和中國的交流變得越來越方便了，中國本身也越來越開放了，因此中國電影導演們的創新意識也越來越緊迫了，再重復那些老的東西已不僅不再能吸引域外觀眾，甚至還會失去更多的本土觀眾。這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中國電影頗不景氣以及大批觀眾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對文化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他們將採取何種對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將簡略地描述一下中國當代電影的現狀。 2 1 世紀中國電影的「全球化」戰略顯然，正如我所簡略描述的那樣，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全球

Ⅷ 國產電影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該怎樣讓其走出國門

國產電影影響力越來越大，這一點大家應該是有目共睹，但是，更多的還是在國內的影響力，如果想要走出國門，那麼最好在三個方面努力，第一點就是電影本身的質量，第二點，加大中國電影在國外的宣傳力度，第三點，把特定的想要對外輸出，提高影響力的中國電影的內容形式多點國外元素。

最後我們來說一說第三點，不能只拍中國人看的懂的電影，如果想要加大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像國內有的只能是中國人自己能看的懂的梗就要減少輸出，必須將某些計劃輸出的電影的形式和內容上面，稍微加入一些國外的元素，也並不是說崇洋媚外，只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想要增強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一開始就必須讓別人接受自己。

Ⅸ 中國影視發展面臨的問題級解決的辦法

一、當今影視劇發展中思想導航的錯誤與價值取向的迷茫。
時代呼喚具有美好精神和高尚情操的電視劇精品，電視劇創作中應該承載健康的
人文追求。但是當前電視劇創作中對正確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張揚的還不夠，特別是部分電視劇中的表象沉迷和價值遮蔽現象表現為最為突出的問題，在這些作品中呈現給觀眾的是人類對物質的沉醉和對表象的迷戀，將正確的現實意義拋擲腦後，以娛樂性為核心內涵，將觀賞性、刺激性放到與思想性、藝術性分庭抗禮的地位，理所應當地進行純粹快感式的創作，滿足觀眾的好奇心理，讓電視熒屏之上，充斥的「現實」就是金錢、物慾、情慾、權欲，腐敗墮落的價值觀在電視劇
中大張旗鼓地全面滲透。
二，題材扎堆，追風模仿嚴重。
三、兒童題材的缺失和歷史題材電視劇的歷史虛無主義困境。
四、電視劇產業盈利模式單一，多元化經營理念欠缺。
五、我國尚未形成適應電視劇產業發展需要的健全的政策法規。
解決建議
一、電視劇的製作過程中，要更注重吸引觀眾的成分，同時與我國的特有文化成果相結
合，要與物質文化相結合，與風土人情相結合，與經濟發展現狀相結合，與觀眾的興
趣愛好相結合。
二
劇作者要有社會責任感，應該投身到火熱的現實生活中，主動了解社會
的變革，了解人們生活的變化，體驗人們觀念情感上的流向，探討人們精神層面的願
望和追求，閱歷豐富了，題材廣闊了，自然會創作出優秀的作品。題材開掘要有深度
三
劇作者對生活的表達不能僅僅滿足於表面的沖突，應該深入開掘深層次的
內涵，對社會、對人性應該有深度的洞察，這樣在為電視觀眾提供娛樂的同時，使觀
眾能夠自覺的反思人性、升華情感
四
國家要進行政策引導
五
電視劇產業中的企業要進行整合資源，建立規模化產業集群

Ⅹ 中國電影如何實現現代化轉型

中國電影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結構性矛盾沒有解決。過度娛樂化、過度商業化、過度產業化，導致「配方式生產」代替了富有想像力、創造力的藝術創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蘊與文化擔當，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國產電影的藝術品質、藝術質量，降低國產電影的認同度和美譽度眾所周知，2013年上半年中國電影在高速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了新的突破：國產電影的市場份額超過了62%，創下了近年來同期最高紀錄。同時，上半年票房過億的28部影片中，國產影片占據了其中的16席。從整體上看，中國電影至少從市場層面而言處在良性進步和發展之中，多類型、多品種、多樣化的格局在逐步形成。毫無疑問，市場的繁榮、票房以及觀影人次的大幅度增長都是中國電影全面產業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實績的標志。但是，中國電影一些深層次結構和矛盾、深層次觀念及評價體系和標准等諸多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體制改革推進的難點與市場發展狀態的矛盾、製片產權與盜版泛濫的矛盾、進口片與國產片爭奪市場的矛盾、影片傳統模式與網路傳播的矛盾、院線與影院之間的矛盾、片商與導演的矛盾、製片方與編劇的矛盾等不時凸顯，並且呈現出了某種「亂象」。一方面，相當數量的電影人在國內電影市場火熱的背景下片面、盲目、過度追求高票房和商業利潤，用「逐利時代」來形容中國電影目前的狀態絕不是無的放矢。過度娛樂化、過度商業化、過度產業化，導致「配方式生產」代替了富有想像力、創造力的藝術創作，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文底蘊與文化擔當，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國產電影的藝術品質、藝術質量，降低了國產電影的認同度和美譽度。另一方面，相當數量的電影人對於好萊塢電影給中國電影尤其是中國電影市場帶來的持續性的威脅缺乏清醒認識，對當下中國電影在工業、產業層面與好萊塢電影相比存在的多方面的「短板」缺乏理性反思。有的甚至盲目沉浸在市場層面取得的對好萊塢電影暫時性的「優勢」中，毫無理性地預言數年後中國將會超過好萊塢成為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但事實上，中國電影產業依然處於電影產業化初級階段，很多基礎性電影工業機制、電影產業機制並沒有完全建立起來，行業規范、產業規范也沒有有效形成並且被大家遵循，市場效應尤其是社會效應也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如果我們不能全面、客觀、科學地分析和認識中國電影產業深層次的矛盾，中國電影、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可能會遭遇瓶頸，甚至出現混亂和危機。好萊塢不僅僅賣電影產品，而且賣電影產品的標准，它的奇觀化、游戲化、電子化趨勢深度地影響了中國的年輕觀眾群體。中國電影要在競爭中獲得地位，要依靠差異化策略，還必須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電影「概念」好萊塢藉助強大的電影工業基礎、迅猛發展的高科技優勢、強大的資本實力及完善的資本運作體系，大幅度提高了現代電影生產的門檻。經濟、科技相對落後的國家可能有電影藝術，甚至可以有藝術質量較高的作品在國際電影節獲獎，但是，卻很難形成獨立、完善的電影工業體系、電影產業體系，其民族電影也就無法有效、可持續地支撐自身的電影市場。更重要的是，好萊塢不僅僅賣電影產品，而且在賣電影產品的標准。在中國，有相當數量的年輕觀眾自覺不自覺地以美國電影為參照系，甚至乾脆以美國電影為標准來看中國電影和中國電影產業。從美國最近幾年電影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以《鋼鐵俠》、《變形金剛》等為代表的電影越來越奇觀化、游戲化、電子化。盡管這種奇觀化、游戲化、電子化降低了美國電影的敘事指標、人文表達，但如果單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其傳播影響力的折扣越來越小，傳播空間越來越大。馬克思這樣表述人與社會的關系：「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生產社會。」近期一些高票房的中國電影，也是由於年輕觀眾群體越來越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消費主體，他們的口味及其選擇無疑也反過來影響、制約中國電影。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我們必須從各方面提高國產電影的專業水準和標准，滿足年輕觀眾對電影視聽、電影消費的要求，最大化地爭取未來觀眾。我認為，好萊塢電影越來越忽視故事的講述、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人性層面的挖掘和表達，其忽視的層面正是國產電影生長的空間和機會。事實上，當下中國電影在與好萊塢影片的較量中，主要依靠的還是差異化路線，憑借與好萊塢大工業規格、高科技水準不一樣「概念」的生活片、青春片，憑借「接地氣」的策略，在本土市場形成了自身的相對優勢。差異化無疑是一種有效的策略，但完全依靠這種策略恐怕也不是長久之計，而且也不能成為戰略。我們必須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電影「概念」，同時體現文化創造力，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的人文表達、獨特的美學氣質和精神。總之，中國電影要真正與好萊塢形成抗衡，必須實現全面的、深刻的現代化轉型，必須在創意系統、工業規格、產業標准及規模上有新的發展和突破。中國電影與好萊塢電影的市場競爭將會是一場長期的經濟戰爭、文化戰爭，打不贏經濟戰爭，也就不可能贏得文化戰爭。面對著更加開放的國內電影市場，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做好各種相應的准備，否則將會陷入長久的被動。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小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利潤分配不合理、同質化競爭和無謂的內耗等，減緩了中國電影發展進程。中國電影要實現現代化轉型，需要推進現代電影生產體系、現代電影傳播體系和現代電影評價體系的建設中國電影要實現全面的、深刻的現代化轉型，就必須全面推進現代電影生產體系、現代電影傳播體系和現代電影評價體系建設。就電影生產體系而言，中國電影雖然「不差錢」，每年生產影片數量眾多，但國際化、高科技化尤其是專業化水平不能令人滿意。從生產主體而言，必須盡快擺脫「小作坊式」的生產模式，形成具有行業標準的話語權、控制力，同時又有跨界影響力、傳播力的企業集團。在市場化、產業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的背景下，中國電影要借鑒「好萊塢」為代表的國際電影業的先進經驗和經營模式，如「製片人中心制」、「完片擔保制度」、電影「權益共享」融資模式等，促使中國電影逐步擺脫「作坊式」的運作模式，走向現代化大生產，從而促進規模擴大、結構優化，實現質量型、集約式增長。在美國，製片方分成53%，而在國內現行分賬比例中，製作方分成只有43%，利潤向院線和影院傾斜，呈現「一邊倒」現象，嚴重製約了電影製片方的積極性，不符合現代電影生產的基本規則。發行和影院完全可以通過現代電影傳播體系的建設擴大利潤空間和渠道，而不僅僅單純依靠分賬制度擠壓製片方的利潤空間，從而為中國電影的內容製造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最終形成良性互動、共同發展的新局面。與國內市場主要靠票房盈利不同的是，在好萊塢，票房只佔整體收入的20%到25%，其餘收入均來自不同種類的版權和衍生品領域。中國電影要想創新盈利模式、完善電影產業鏈，必須推進電影傳播體系建設，其重點包括家庭娛樂市場、網路手機播映市場，要在衍生品領域發展授權業務等。隨著電影數量日益增加及競爭白熱化，建立科學有序的電影檔期協調機制，推進特色化、差異化的院線建設，已成為中國電影發行的當務之急。由於沒有建立科學有序的電影檔期協調機制，中國電影無謂的「內耗」令人痛心，同質化競爭現象嚴重。而由於沒有特色化、差異化的院線，使得一大批有特色、有思想、有情懷的中小成本電影得不到更大層面觀眾的接受，得不到媒體的更多關注和報道，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社會整體上對中國電影的誤讀、誤判、誤評。壞口碑「成就」一部電影的高票房令人糾結、令人心痛，也令全社會質疑電影人的社會責任，質疑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道德底線。對於一部電影的評價，有的人從導向角度入手，有的人從市場角度出發，有的人從技術質量方面考慮，有的人從社會娛樂角度衡量，應當說也是正常的。當務之急是要建立與電影產業化、電影全球化相適應的電影評價體系和標准，建立不同類型電影的科學評價體系和標准，對不同類型、不同品種的電影做出合理的、恰當的、有說服力的分析和闡釋，盡可能地避免誤讀、誤評乃至誤判。現代電影生產體系與現代電影傳播體系、現代電影評價體系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三個體系建設相互依存、相互推動、相互制約、相互交融。中國電影只有全面推進現代電影生產體系、現代電影傳播體系和現代電影評價體系建設，才能有效實現現代化轉型，實現產業整體上的升級換代，才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電影、現代電影產業體系，也才能真正做大做強。(饒曙光)